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2）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去年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全国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扩大改革试点积累了经验。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决定2002年进一步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做好2002年试点工作通知如下：
一、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范围。按照中央提出的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2002年中央财政对扩大改革试点的财力安排和近年来各地的试点情况，国务院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试点省是进行全省试点还是局部试点，由有关人民政府慎重决定。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省（直辖市），如果认为今年进行全面改革试点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地方财政能够安排相应的财力支持改革，可以自费进行扩大改革试点。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不再扩大试点范围，继续在2001年确定的试点县（市）搞好试点工作。
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1]5号）的有关规定，请今年扩大改革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于2002年4月15日前将改革试点方案报国务院审批。
二、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实行包干使用。为了保证改革试点工作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目的，2002年中央财政增加了用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转移支付资金。按照适当照顾粮食主产区、民族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的原则，中央财政用统一和规范的办法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给上述16个新增扩大改革试点的省，实行包干使用。对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的改革试点省及其试点县（市），中央财政按照既定的补助范围和数额继续给予转移支付补助。试点地区省级财政和有条件的市、县财政，都要加大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力度，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千方百计安排足够资金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各级财政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资金必须确保专款专用。
三、努力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是衡量农村改革试点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各地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必须全面贯彻中央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继续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件的通知》（中发[2000]7号）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1]5号）规定的各项政策。要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放在首位，合理确定农业税计税要素，规范税收征收管理行为，严格村内“一事一议”程序，坚决杜决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是我国政权建设的基础，要合理确定县、乡政府事权和财权，新增的农业税原则上留给乡镇政府，保障乡镇机构履行职能所需支出。农业税附加收入要全部用于村级开支，及时划转，不得截留挪用；村级开支确有困难的，乡镇财政要给予适当补助。农村义务教育关系到农村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县级财政要按规定的标准安排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和公用经费。地方各级政府在安排农村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时，要切实保证乡镇机构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四、扎实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国家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到农村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试点地区在落实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同时，必须相应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改革和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精简乡镇机构，合理控制人员编制，压缩乡镇干部，优化教师队伍，努力节减开支。
五、加强干部教育和培训工作，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农村税费改革涉及千家万户，试点地区要加强政策宣传工作，真正使改革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加强干部的培训工作，建立一批懂政策、业务精、作风实的干部队伍，确保中央各项改革政策在执行中不走样。改革中要特别注意教育广大干部，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关心群众疾苦，严格执行政策，及时化解矛盾，把中央的各项改革政策不折不扣的落实到基层和农户。
六、认真做好未扩大改革试点地区的有关工作。今年尚未进行全省改革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进一步抓好局部试点工作，注意总结试点经验，完善有关政策，为全面推进改革做好准备。要继续严格执行国家现行有关农村税费政策和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规定，进一步稳定并降低农民的现有负担水平，做好今年农村税费的征缴工作；同时要注意做好对试点毗邻地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宣传解释工作，切实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七、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监督检查。试点地区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要切实加强对改革试点工作的督查。督查的重点是，核定的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是否属实，确定的农业税常年产量是否合理，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是否得到农民认可，农民负担是否减轻，农村乱收费特别是农村中小学就学、农村用电、农民建房乱收费和报刊摊派是否得到有效治理，村内“一事一议”是否符合规定，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使用是否合理等，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试点工作中要加强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出现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要组织力量对各地改革试点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国务院办公厅

二OO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浅析非法行医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构成非法行医罪。该罪名是修订后《刑法》新增加的罪名。医疗行业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医生肩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重大责任。因此，国家对医生从业规定了严格的执业审批制度。不具备这种资格的人就不能行医。本文试从法律规定、认定和与医疗事故罪的区别来分析该罪。
　　一、非法行医罪的概念
　　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行医时间长，因非法行医被取缔后又非法行医的；延误病人及时治疗的；没有基本的医疗知识而冒充医生为他人进行诊疗；其医疗条件严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医疗机构基本标准的；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不听有关部门劝阻的，伪造、涂改《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进行非法行医的；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医疗技术规范，在医疗过程中对就医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使用非医疗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自定收费标准，乱开药方，牟取的非法利益数额较大的；向病人出售少量假冒伪劣药品，违法规定超计量贩卖国家明令控制的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品和放射性药品的；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在医疗工作中作风恶劣，不负责任，发生医疗事故的；非法行医使多人身体受到损害，影响恶劣的；因非法行医造成就诊人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甚至致人身体严重残疾或者死亡的等等。
　　关于非法行医罪的主体问题目前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本罪是特殊主体犯罪，另一种认为本罪是一般主体犯罪，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只能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才能成为非法行医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外国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不具备医疗技术、医疗知识的普通自然人；（2）具备医疗技术，但尚未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人；（3）具备行医资格，却不具备从事特点医疗业务的人。这部分人主要有：（1）刑法及相关行政法规颁布之前领有执照后未验证的开业医生；（2）过去被精简下来的，以及过去因故被开除或刑满释放，现在闲在社会上的医务人员；（3）这些年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自称祖传中医或专治某些疾病的人，以及部分业余医药爱好者；（4）近年来退休的医生。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从业人员的管理秩序，及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权利。犯非法行医罪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犯罪，及明知自己没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而从事医生职业。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行医，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从事诊断、诊疗、医务护理等医务工作，属于一种职业犯和营业犯。通常以作为的方式实施，同时还需具备严重的情节。法行医行为人的行为表现主要有：1、自己挂牌诊疗或在药店坐堂，2、挂靠于某些组织机构开业行医，3、在集市街道上摆摊看病、流动行医。
　　二、关于非法行医方面的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二十四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开展诊疗活动。”第二十八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三、产生非法行医的原因
　　现实生活中，非法行医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并且不易被行政执法部门、刑事执法部门发现。待发觉时又大多造成了就诊人员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探求这一现象得以滋生蔓延的原因主要表现为：（1）大、中型医院的诊疗费、治疗费、医药费、护理费普遍偏高，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城市普通居民、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的经济收入所难以承受；（2）距城镇较远的乡村、山寨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况；（3）群众的普遍文化水准偏低，讳疾忌医、贪图便宜、病急乱投医甚至愚昧迷信的情况随处可见；（4）一些疑难杂症尚未为现今医疗技术所攻克；（5）部分从业医生医德较差，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6）就医者由于自己行为的不合法如超计划生育怀孕等而不愿就诊于合法医院；（7）医疗、医药行业丰厚的利润令一些不法之徒趋之若桀；（8）偏方医大病、名医在民间的陈腐思想根深蒂固；（9）主管部门管理不到位。从历史原因来看，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非常丰富，包括方（汤）药、针灸、推拿、气功、刮痧、火罐、水疗、割治等方法，并形成了针灸学、中医方剂学、中药学等学科探寻针灸的历史可追溯至1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扁鹊、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华佗、明代著名中医药大师李时珍他们游历于民间行医采药而集医学大成的事迹可谓是家喻户晓，并为后人所盲目效仿；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本草纲目》等祖国医药典籍不难发觉中医用药的庞杂和随手可得，用药讲究“阴阳相补、五行通络、以精养气”，大讲“病来如山倒、病去似抽丝”，为一部分庸医、游医、江湖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均曾经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对中医特别是针灸疗法予以废止，令一部分坐堂中医隐居于山林、栖身于草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政治入侵的同时也进行了文化医学方面的侵略。他们在开办医院、医学学校的基础上，委派了大量传教士到祖国各地进行西方文化的传播，从事西方医学的宣传、诊疗活动。凡此种种历史原因，铸就了非法行医这一社会现象。
　　四、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的区别
　　非法行医罪与医疗事故罪都表现为违反相应的行政法规，并且都有可能造成病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其健康，但两罪有着本质的区别。（1）非法行医罪的主体为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而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却必须是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医生职业的医务工作人员；（2）非法行医行为人主观方面表现为一种故意犯罪，而医疗事故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则是表现为过失。（3）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不同，非法行医犯罪属于情节犯，根据法律规定，情节严重是构成本罪的条件，但不一定造成就诊人的身体伤害或者死亡，而医疗事故罪则属于实害犯，造成就诊病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是构成医疗事故犯罪的必备要件。非法行医罪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区别，广泛意义上讲，非法行医罪的本身内涵就包括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刑法之所以在非法行医罪之外又设立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将破坏节育行为从非法行医行为中独立开来，是为了突出刑法对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特殊保护。
　　五、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判断
《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了三个量刑幅度标准，法条原文分别以“情节严重”、“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作为决定量刑幅度的前提要件。司法实践中，如何认识非法行医人对就诊人身体伤害、死亡结果的发生在主观方面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犯罪，只有在故意犯罪情况下才能对“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罪责，否则这种后果的发生只能以非法行医情节严重视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非法行医罪的主观方面不存在过失，因为刑法只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故意或过失，主要依据他对其危害行为侵犯的客体所持的心理态度，对于危害后果的心理态度仅是辅助因素。非法行医行为人是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对医疗卫生秩序的管理规定，为了一己私利，而一意孤行的故意犯罪行为。笔者认为应该从结果加重犯的角度来理解非法行医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所谓结果加重犯又叫加重结果犯，是指法律上规定的一个犯罪行为，由于发生了严重结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结果加重犯的成立条件是：
（1）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基本犯罪行为，且对于犯罪行为造成的加重结果没有故意；例如，某甲没有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开设门诊从事诊疗活动已10年之久，2001年10月份的一天，某甲在为某乙接生时，盲目使用催产素，导致产妇宫腔压力异常增大，羊水进入破裂血管，形成羊水栓塞、急性心肺功能衰竭死亡，胎儿宫内窘迫死亡。该案中某甲实施了非法行医的基本犯罪行为，长期从事非法行医诊疗活动，这是构成非法行医犯罪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结果加重犯的前提条件。
（2）基本犯罪行为造成了加重后果，基本犯罪与加重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谓加重结果是指法律规定超出基本犯罪的罪责范围的结果。就该案而言，某乙的死亡就是加重结果，因为某乙的死亡已经超出了某甲非法行医的犯罪故意，同时又是某甲非法行医行为所导致引发，与某甲的非法行医行为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刑法之所以要追究犯罪行为人对超出基本犯罪故意的加重结果的刑事责任，就是因为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追究刑事责任不能脱离因果关系，抛开因果关系去办案，就可能发生主观归罪的偏颇。假如该案中某乙在家自行生产因为大出血、昏迷后被送至某甲处抢救无效死亡，且某乙的死亡与某甲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则某甲对某乙的死亡结果就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3）非法行医行为人对于加重结果主观上有罪过，也就是说非法行医行为人对造成就诊人身体的伤害、死亡的加重后果发生可能预见。如果说基本犯罪与加重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非法行医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那么，非法行医行为人主观上的罪过便是其对加重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仍以该案为例，假如某乙在某甲处顺产一男婴，生产当时母子平安，当某乙得知是久盼的男孩后，极度兴奋情况下，引发心肌梗塞死亡。如此，则死亡结果便为某甲所不能预见，某甲的主观上没有罪过，自然也就不应对此结果承担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