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的通知
四川省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雅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制度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级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过错责任追究办法》、《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评议制度》（试行）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九年九月八日
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
第一条 为做好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四川省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拟公开前的保密审查、政府信息属性审核。
第三条 各级行政机关拟公开的政府信息均应进行保密审查，并遵循“谁提供，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制度的要求，结合本单位本行政机关业务工作流程和特点，明确审查的程序和责任、工作流程和特点，并明确一名机关行政负责人分管保密审查工作。行政机关的保密工作机构或者指定的负责管理本机关和本单位保密工作的人员，负责协助做好本机关信息公开的保密检查和不予公开信息的审查工作。
第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为依据，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进行审查。各单位开展保密审查时应履行审查审批手续。
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第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前，应按以下程序进行保密审查：
（一）填报初审。
本单位信息提供部门的信息填报责任人负责信息填报，并负责信息填报初审。
（二）审核。
本单位信息提供部门负责人负责对信息填报责任人填报的信息进行审核。
（三）审发。
本单位分管领导负责对审核后的信息进行审查后签发。
（四）无法确定是否公开的信息界定。
无法确定是否公开时，由主管部门或同级保密部门负责界定。
第七条 不同部门共同形成的政府信息拟公开时，应由主办单位负责公开前的保密审查，并以文字形式征得其他单位同意后方可予以公开。
第八条 拟公开信息的单位对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属于主管业务方面的，逐级报至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上级机关或保密工作部门确定；其他方面的事项逐级报至有权确定该事项密级的保密工作部门确定。
第九条 对于依法解密的政府信息，由原确定该信息密级和保密期限的机关审查确定能够公开的，按保密规定办理解密手续后，再予以公开。
第十条 拟公开的政府信息中含有部分涉密内容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非密处理，采取属于国家秘密的部分不予公开、其余部分公开的方法处理。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因保密问题未公开相关信息存在质疑的，可以向政府信息产生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要求该机关说明不予公开有关信息的依据和理由。
第十二条 负责保密审查工作的机构接到信息审查申请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确认的意见。
第十三条 各级部门应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所需设备和网络，确保设备和网络运行安全。
第十四条 各级部门在同级国家保密局的指导下，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工作进行检查，各级行政机关要做好相应的协助工作。
第十五条 各级行政机关应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的保密审查教育，定期组织相关培训。
第十六条 各级行政机关未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的，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未按规定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过错责任追究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规范对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的责任追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四川省政府信息公开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需要追究单位和个人责任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责任追究种类包括责令改正、通报批评、行政处理、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行政处理包括告诫、调离工作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辞退、解聘。
第四条 责任追究遵循公正、公平、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追究责任与改进工作相结合、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第五条 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和上一级行政机关负责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条 单位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追究单位责任，并对单位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
个人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的依法追究个人责任。
第七条 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之一的追究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
（二）不按规定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
（三）不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进行保密审查的；
（四）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不真实或弄虚作假的；
（五）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
（六）无正当理由不受理、拖延办理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
（七）拒绝、阻挠、干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监督检查的；
（八）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或通过其他组织、个人以有偿服务方式提供政府信息的；
（九）违反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规定其他行为的。
第八条 有本办法第七条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监察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单位和个人不服责任追究决定的，可以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申请复核或申诉。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
社会监督评议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监督，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内部评议与社会评议相结合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评议机制，实现行政机关工作的透明、公开、廉洁、高效，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级政府信息公开监督评议活动。
第三条 监督评议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机构的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情况；
（二）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相关制度制订、落实情况；
（三）各级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内容是否全面、及时、准确；
（四）政府信息公开是否规范、便民以及公开的效果、群众的满意度等；
（五）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是否及时处理，投诉处理是否及时落实；
（六）其他需要监督评议的内容。
第四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评议的权利。雅安市政府信息公开社会监督评议包括代表监督评议、媒体监督评议和社会监督员评议三种方式。
（一）代表监督评议。
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等组成政府信息公开监督评议小组进行监督评议。
（二）媒体监督评议。
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定期开展社会监督评议，接受来信、来稿，汇总相关意见，并反馈至监督评议机构。
各级政府网站开设网上评议专栏，就监督评议内容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设计问卷调查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评议。
（三）社会监督员评议。
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从社会各界选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社会监督员，对本级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评议。
第五条 社会监督员的管理
（一）社会监督员受聘条件。
1．愿意义务承担社会监督员职责的公民；
2．拥护并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
3．关心政府工作，坚持原则，办事公道，不谋私利，尽职尽责，遵守纪律，作风正派，有一定代表性。
（二）社会监督员聘请方法。
1．由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根据社会监督员受聘条件在社会人士中选取；
2．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在征求拟聘监督员本人意见的基础上，经所在单位同意，确定社会监督员人选；
3．由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颁发聘书和社会监督员工作证件，初次聘请5至6人。
（三）社会监督员职责。
1．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监督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并及时反馈；
2．参加政府信息公开重大问题、重要工作的调查和研究；行政机关应积极配合社会监督员的调研工作，并为其提供便利；
3．协助做好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接受并转递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检举、控告材料。
4．配合本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做好政府信息公开的考核工作。
（四）社会监督员的待遇。
社会监督员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由召集方支付适当的交通、通讯补贴和活动经费。
（五）社会监督员聘任期限。
社会监督员的聘任期限为每届两年，聘期届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续聘，但一般不超过两届，如到期未续聘即自然解聘。社会监督员由于某种原因不能或不适宜继续履行职责，在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由各级政府信息公开的主管部门解聘。
第六条 监督评议结果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不了解四个档次。监督评议结果将作为被评议部门、单位政府信息公开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母法”观念与中国的宪法
[英 文 名] Influence of Idea of Parent Law on China’s Constitutions
[内容摘要] “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 键 词] 母法观念 中国宪法 影响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联系电话] 0631-5688633（宅）13869083003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 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 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 “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将宪法喻为“母法”、普通法律称作“子法”，从而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理解为所谓“母子”关系，是国人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至今十分流行。许崇德先生认为：“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因此，“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有学者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对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提出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繁殖功能”，而且还表现出“监护功能”，希望从中挖掘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来。 也有学者将“母法”视作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表述宪法最高法地位的两个概念装置之一。 还有学者甚至以“母法”来定义宪法：“宪法即母法”。 这是我国学界关于宪法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几种典型描述。
如果说，在终极意义上，宪法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旦确定，则观念就是宪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观念就构成了人们关于宪法的模型、职能和类型的看法”。 当然，一部宪法未必仅仅体现某个单一的观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宪法则是这些观念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情况下最终达成的妥协。但这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某些特定宪法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母法”观念的剖析揭示其特定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宪政实践特别是对制宪与修宪的影响，是理解我国宪法、把握宪政实践的一条捷径。
二、“母法”内涵之厘定
郑贤君博士认为，所谓母与子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子因母出；二是母命难违。前者体现为“繁殖功能”，后者表现为“监护功能”。就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而言，“繁殖功能”是指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的那种功能”，而“监护功能”是指“宪法既保障着子法又制约着子法的实施”的功能。该学者假设，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把重点置于“繁殖功能”上，而是放在“监护功能”上，则宪法的“母法”称谓依然是有价值的。 此番宏论，是针对林来梵博士关于“母法”概念具有含混性（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为“母法”，“母法”也是一国立法所采用或模仿的他国立法的称谓；因此，“母法”称谓并非为宪法所专享）、我国宪法学者片面强调宪法为一般法律提供立法基础的“繁殖功能” 的评论而言的。如前述，提出“监护功能”概念的目的，是要从中引申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但这种努力似乎有些徒劳。因为，在事实上，所谓宪法的“监护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虽然可以从一些学者的个别论述中推演出这一结论，但它却从未真正得到强调，更未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装置。可以认为，我国宪法从未被赋予所谓“监护功能”，这一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个别学者对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一种类比。
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母法”？考察“母法”概念的涵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学者们的论述看，我国“母法”概念是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1）从法律移植中法源的角度讲，是指“一国法规的制定，以外国法律为依据者，称其法源的外国法为母法，而称依此所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2）从立法依据的角度上讲，它是指“国家制定的条律或命令所依据的法律，称作母法，根据母法所制定的法律、法令等称作子法。”如“所得税法”为母法，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为子法。 （3）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讲，宪法为“母法”，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为“子法”。 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即以“母法”专指宪法，在宪法学界几成公论。笔者认为，前两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含义较为中肯、公允，更接近我国传统中使用“母法”一词的原初意义。“母法”并非专指宪法，其意义仅指所制定法律的来源或依据。将宪法比作“母法”是这一意义的延伸。
以“母法”指代宪法在我国具体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将宪法视作“母法”的观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梁启超在1900年初发表的《立宪法议》中称：“宪法者何物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宪法而“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表达的正是“母法”的观念。“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似可以从中得出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认识。但从梁启超有关论述整体来看，它仍然仅仅是在强调宪法的“依据”作用（而非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梁启超被认为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中国宪法学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母法”观念就成为了我国宪法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宪法学盛极一时，而“母法”观念一以贯之。李三无在《宪法问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一文中说，宪法为“一切法律所由生”，“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一切法律，俱由此生”。 如阮毅成在《从“法”说到“宪法”》（载《时代公论》第87、89号，1933年11月）一文认为：宪法与他种法律有两种关系，“一是从法的创造到法的实施的关系，二是从抽象规律到具体规律的关系”，“法律对于宪法为实施，宪法对于法律为创造”。他进一步解释说，“宪法内容，大都是概括的，亦即并不限定适用于一个最确定的具体事实，则其效力的实现，必须有待于多种其他法律，对于各个事体，再加以规定。” 屠义方在《宪政与法治》（《新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9年）一文中也说：“宪法是国家进行法治的一个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必须根据宪法以制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使用“母法”一词并使之与最高法或最高法律效力的概念相联系。如《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46年）发表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最高法律，这是说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其效力优于一般的普通法律。” 从该文的论证逻辑看，“母法”称谓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作者将“母法”视同为“国家或社会的最高法律”，作者强调“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且整篇文章看不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与规范的论述，更没有相关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见，作者仍然仅仅意在强调“繁殖功能”。在这里，所谓宪法是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在母与子伦理“辈份”的意义上给予承认的；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大体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在1949年以后，“母法”概念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母法”术语逐渐成为宪法的专门称谓，二是出现了将“母法”概念狭义化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 在此，我们看到，（1）在宪法学中“母法”被视为宪法的专有称谓。（2）“母法”仅具有作为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的意义，完全排除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及对普通法律的制约的意义。（3）强调“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总之，“繁殖功能”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宪法学中被片面强调，“母法”并不具有“监护功能”。所谓“母法”的“监护功能”，不过是我们时下的学者根据母子关系比附上去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实践资援——我国一直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从未获得司法适用，“母法”的所谓“监护功能”在我国宪政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母法”观念仍然只是在“繁殖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得到强化，其标准的文字表述是：所有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
三、“母法”观念对中国宪法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