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关于印发《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及其实施方案》的通知
卫生检疫总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总所关于印发《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及其实施方案》的通知
（卫检总空号〔１９９３〕第２６９号
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０日）
各卫生检疫局：
１９８５年北京卫生检疫局首次在我国检疫报告第一例传入性艾滋病八年来，各局在防止艾滋病传入中发挥了作用，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经验。为总结艾滋病检疫工作经验，进一步做好艾滋病检疫工作，保护人民健康，今年八月，国务院法制局、国务院研究室和总所召开全国艾滋病检疫工作会议，在总结各局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规讨论制定了《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及其实施方案》，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在执行中不断总结经验，遇有问题及时请示报告总所。
附件：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及其实施方案
附件１ 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及其实施方案
自１９８１年６月美国疾病控制中心（ＣＤＣ）发现并报告全球第一批５例同性恋艾滋病患者以来，这种至今还是无特效药可治，无疫苗预防的致命性的传染病，已经无情地吞噬了近百万人的生命，现仍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向全球蔓延，五大洲都已有了病人和感染者的报告。人类仍在不懈地研制着疫苗和特效药，可收效颇微。人类已对艾滋病作出了虽不正确，但很客观的定论－－２０世纪的“超级瘟疫”。可以说，艾滋病已经对人类健康、发展和生存产生极大的威胁，及时研究和制定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已是当务之急。
一、严峻的国内外艾滋病流行趋势及中国艾滋病卫生检疫回顾
（一）国内疫情
１９８５年，我国浙江省发现４例因注射美国生产的血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友病人，该年我国第一次发现传人性艾滋病人。至今年六月，我国已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１１０６例（外国人１７４例，中国人９３２例），艾滋病人１４例（已死亡１０例），在所发现的感染者中，除了云南边境地区吸毒人群中检出７００多例外，大部分为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在入出境中国公民及来华外籍人员卫生检疫中发现的（见４）。国内艾滋病疫情十分严峻，我国艾滋病流行特点为：西南边境地区以静脉吸毒人群为主；沿海省份以探亲回国人员为主；内地省份以劳务回国人员为主；大城市以性病病人，卖淫妇女为主；对象大部分为青壮年，性接触逐渐成为主要途径。
（二）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情况
中国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的艾滋病发展趋势越来越严重：据越南卫生部截至９３年４月１６日公布的材料显示，越南已发现艾滋病患者猛增至２９０例，其中２１５例越南人，７５例外国人。越南是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首次在胡志明市发现艾滋病的，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内，由南向北迅速蔓延到了其他１１个城市。缅甸于１９８８年发现第１例ＨＩＶ感染者，到１９９２年３月，发现３７０５例ＨＩＶ感染者。在缅甸，已确定５个危险人群，即静脉吸毒者、娼妓、性病患者、孕妇及献血者。香港第１例艾滋病病例是１９８５年２月诊断的，该年共报告３例艾滋病病例，截止到１９９２年１２月，共报告艾滋病７３例，死亡４７例，ＨＩＶ感染者３３７例，泰国是１９８４年９月首次报道１例艾滋病病例，至１９９２年３月３１日，已确诊４１７例，卫生当局估计，现泰国ＨＩＶ感染者可能已达２０万以上。台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３０００例。香港《亚洲周刊》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４日发表题为“亚洲的凶兆”的文章：每１５秒钟世界上就有一个人感染上艾滋病毒，由于艾滋病的缘故，一些城镇和村庄的人口到２０００年将会下降，印度和泰国尤其严重。亚太地区艾滋病协会主席约翰·德怀尔说：“五年之后，印度艾滋病毒的人数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
由此可见，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严峻的疫情形势给中国构成了侵入的威胁。
（三）世界艾滋病疫情
截止１９９３年６月３０日，全世界共报告艾滋病病人７１８８９４例，由于漏诊，漏报等原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艾滋病人达２５０万，其中儿童达６０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１４００万例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规划署主任默森博士估计：“不少国家在短期内有五分之一的中青年死于艾滋病，必须导致社会动乱，经济崩溃甚至政局不稳定。”
《医药信息论坛》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５日载文说，２０２５年全球艾滋病人可达１０亿，文中波士顿纳－法伯癌症研究所的威廉和哈滋尔廷在美国科学促进年会上说：“我在从事艾滋病治疗研究１０多年之后，确信艾滋病病毒的流行能力和抗药能力将使其成为危害今后几代人的严重问题。”他还说：“在中部非洲、印度、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部非洲地区，病毒的扩散已涉及超过百分之二十的成年人口，故估计，到２０２５年，全世界艾滋病病例的数量将达１０亿，其影响至少在几代人中难以消除……。”
（四）艾滋病的卫生检疫回顾与分析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是最早参与国家艾滋病控制规划的机构之一，早在１９８５年，当我国发现第一例传人性艾滋病病例以后，就及时组织有关卫生检疫人员赴西安、南京等地进行追踪调查。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９２年八年时间在对入出境人员艾滋病监测中检出２６５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含４例病人）〔外籍人员，华侨、港、澳、台胞１０１例，中国籍境内人员１６４例〕。这八年间卫生检疫发现艾滋病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监测初期都是境外人员，随后境内人员不断发现，并有逐年增加的趋势。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１年的七年间，共发现１５０例，仅１９９２年一年就发现１１５例，１９９２年的例数接近前七年的总和；
（２）年龄大多为青壮年，２６５例中２１岁～４０岁者占１９３例；
（３）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两性接触是主要传播途径。
１９９３年以来，卫生检疫发现艾滋病又有新的特点：
（１）９３年５月，上海卫生检疫局首次发现中国公民中一家三口同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男：２７岁，女：２６岁及其１３个月的幼儿。
（２）中外籍国际海员中发现例数增多；
（３）军人、大使官员、外交人员中有发现；在国内已发现续发病例；
（４）中国公民中首次发现ＨＩＶ－１和ＨＩＶ－２型混合感染对象。
显然，国境卫生检疫在防止艾滋病传入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艾滋病对人类及社会的影响
（一）健康
目前全世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１４００万以上，艾滋病的平均潜伏期长短不一，感染后１２年，６５％以上发病。由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能整合到人类染色体上，不容易消除，而目前又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与预防用疫苗，故艾滋病便无情地威胁着人类健康。现已证实其传播途径和乙肝一样。我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占人口的７～１２％，总感染率高达４５％～６０％，如果在我国有了一定数量的艾滋病传染源，那么艾滋病的传播速度是很迅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早期就可以出现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症状，晚期则可出现由免疫缺陷引起的一系列机会性感染，如肺孢子虫肺炎，卡波济氏肉瘤、结核病等，从而严重危害人类健康，乃至死亡。
（二）经济
艾滋病并不是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然而艾滋病却给人类的经济发展造成很严重的影响，经济的落后又加速和助长了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据有关方面材料报道，全球在１９９２年用于护理和治疗艾滋病的经费高达３５亿美元，而占全球８０％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病人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支付此笔经费的６％。专家预计至２０００年，仅泰国就需支付９４亿美元用于艾滋病的管理及治疗，这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都无法承受。
由于艾滋病是一种无特效药可治、无疫苗可预防的致死性传染病，于是各国都采取各项预防措施，在检测、消毒、隔离、治疗、科研等方面都要消耗大量的资金。在我国，开展艾滋病监测范围还很窄，监测的对象也很少，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卫生检疫从检测用的设施、仪器、试剂、人力等方面，已投入数千万元。另一方面，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可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多数为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感染后，劳动能力下降，这些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是无法估量的。
（三）政治
由于艾滋病在全世界的迅速蔓延，在许多国家已经失控，给国家政治产生影响。例如，１９９２年在泰国曾发生政治动乱，而艾滋病问题就是反对党攻击政府的一个重要武器。法国由于血液污染而使上万人感染了ＨＩＶ，上千人死亡，人们极度愤慨，卫生部长辞职并受到起诉，内阁政府一度发生危机，构成了举世闻名的“法国血浆案”。现在，由于一些政界要人也患上艾滋病，他们指责政府对艾滋病不关心，对政界施加影响增加艾滋病预算。同性恋者指责政府对他们的限制（如择业的限制）是歧视，迫使政府取消这些限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艾滋病的出现，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常有人以“明枪好躲，暗箭难防”的理由提出各种不符合我国政治、法律体系的“建议”，如在我国设立红灯区，承认卖淫是一种职业，要使娼妓合法化等，也有人提议给吸毒者提供消毒针头。为此，在第二届亚太地区艾滋病会议上，ＷＨＯ呼吁亚太地区国家积极行动起来，给予控制艾滋病最高的政治上的承诺，抓住目前亚太地区多数国家艾滋病流行正处于早期的最后机会，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蔓延。
（四）道德法律
由于有人认为艾滋病的出现是对人类性放纵的惩罚，“性解放”受到一定的抑制，但同时又出现许多问题：
同性恋是否合法及道德问题；
对吸毒是否禁止还是向其提供注射针头；
夫妻中有一方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否要建议离婚，不管是为了爱情还是其他，让一方冒生命危险是否道德；
明知自己已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仍然去卖淫，嫖娼是否要负法律，道德责任；
医务人员由于未注意消毒隔离，使艾滋病毒传给他人或自己应负什么责任，工作单位应负什么责任；
对艾滋病感染者，是否要保密，是否要限制其活动，如保密会放任其自由，是否是构成对大多数人的威胁，如对其限制是否歧视和侵犯人权；
为了控制艾滋病是否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采取这些措施是否侵犯人权，是否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为了减少ＡＩＤＳ提倡设红灯区，使用避孕套是否道德。
以上这些问题，在我国有些是有法律法规作了规定的，如禁止吸毒，禁止卖淫，嫖娼，有些尚没有法律法规规定，还须尽快通过立法的手段予以控制，这些问题如不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际情况予以解决，势必在控制艾滋病的斗争中会产生对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影响。
（五）家庭
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大多为青壮年，而青壮年则必须承担着抚养孩子和瞻养老人的义务。他们因感染艾滋病而过早死亡，严重影响了家庭和下一代的正常生活与成长。在今日非洲，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孤儿日益增多。仅乌干达，这样的孤儿就多达６０余万，在乌干达南部人口只有３８．３万的拉凯区，这类孤儿竟达３．５万名。据统计，９０年代在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１０个国家、将失去母亲（死于艾滋病）的１５岁以下儿童，预计在３１０～５５０万之间，艾滋病对家庭产生影响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父母染上ＨＩＶ后导致儿童也染上病毒。据ＷＨＯ教科文组织的资料，过去１０年中，非洲已感染上ＨＩＶ的５岁以下儿童达１０万，其中绝大多数活不到５岁，９０年代，在刚果、肯尼亚、中菲、赞比亚等１０个国家，将有２７０万儿童具有死于艾滋病的危险。在我国，已有一起全家三口人都感染ＨＩＶ的报道，上海卫生检疫局９３年５月在入境检疫中发现，一名２７岁男性中国公民和其妻一名２６岁的女性中国公民和他们１３个月的幼儿竟同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出现了阴影。
三、世界各国对艾滋病控制的法律法规及规定
正如上面所述，艾滋病正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给人类的健康、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家庭等都产生严重的影响，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对策，这些对策无疑都旨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对ＨＩＶ抗体阳性或患艾滋病的外国人规定入境限制。综合有关资料，这些规定主要包括：
（一）需要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的规定
１．对申请长期居留的人要求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哥伦比亚、墨西哥、菲律宾、美国等。
２．对办理居留手续或申请政府奖学金的对象要求ＨＩＶ抗体检测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比利时、伯利兹、英属维尔京群岛、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印度、芒特塞腊特、巴基斯坦、圣基茨和尼维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奥地利。
３．对入境９０天就必须接受ＨＩＶ抗体检测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玻利维亚、南朝鲜、原苏联、古巴等。
１．短期入境必须接受ＨＩＶ抗体检测部分国家要求十分严格，如伊拉克规定对所有国外来客都强制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和梅毒检测，约旦规定在该国逗留一个月以上的人要求进行检测，匈牙利规定对旅游者或访问者、学生、外籍工作人员居留超过３０天的必须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厄瓜多尔规定对旅游者／访问者或学生、外籍工作人员、移民，须出示有效的健康证书。南朝鲜规定游客和归国的海员和游客进行强制性的ＨＩＶ抗体检测。
（二）发现ＨＩＶ抗体阳性时拒绝入境或已发生驱逐和遣返的国家主要包括：
安哥拉、巴哈马、古巴、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南朝鲜、利比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原苏联、英国、美国、芬兰、埃及等。
四、我国控制艾滋病的法规及现状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早在１９８４年，就制定并实施了禁止进口和使用国外血液制品，广泛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工作，开展重点人群的监测等九项措施。卫生部在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５日发布的“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中就宣传教育与培训、监测、检疫、科研及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学术交流等五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在检疫方面，规定要“加强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严格入境人员的检疫措施。”
我国现行有关艾滋病控制的法律法规如下：
１．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
２．法规
《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传染病防治法实施细则》，《外国人入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
以上法律法规规定：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应当阻止患有艾滋病等病的外国人入境。
３．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卫生部、公安部（８７）卫防检字第４８号文“关于来华外国人入出境提交健康证明问题的若干规定”。
卫生部、公安部卫检字（８９）第５号文“关于中国公民出入境提交健康证明的通知。”
４．地方性规定
据了解，各地方政府都根据国家规定制订了地方性实施办法，如在上海先后颁布了《上海市艾滋病监测管理实施办法》，《上海市艾滋病疫点处理办法》，《上海市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管理的若干规定》等，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法规。
五、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
控制艾滋病的蔓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由于目前既没有治愈的药物，也没有疫苗，因此预防必须摆在绝对首要的位置。世界艾滋病的疫情清楚表明：目前境外艾滋病发病率或感染率明显高于我国境内且呈逐年大幅度增长趋势，防止艾滋病由境外传入，延缓和缩小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严峻的艾滋病疫情给国境卫生检疫机关在控制艾滋病中赋予了特殊使命，迫切需要我们在总结开展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八年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改革开放发展形势从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检测、宣传教育、疫情处理、卫生检疫特殊物品管理、科研和人才培养、防止医源性感染等方面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将境外艾滋病流行对我国的影响控制至最小程度。
（一）重视检疫查验，及时发现艾滋病及ＨＩＶ感染者
目前，世界上约有１４００万人感染了ＨＩＶ，在不到一年时间中，新感染者超过１００万；我国监测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已达到１１０６例，但仍属低发区，感染率明显低于境外，但有逐年上升趋势，这些感染者除在云南边境局部地区吸毒人群中发现约占２／３外，其余绝大部分均由卫生检疫部门在检疫和监测中发现。实践经验表明：检疫查验是及时发现艾滋病人或感染者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入境检疫查验中，根据入境人员所来自的地区，在境外逗留时间、职业、入境后在境内逗留时间以及通过向交通工具上员工询问情况和查阅“旅客健康申明卡”等可以确定艾滋病监测对象，并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简便、高效、快速（现为微量全血凝结试验）的方法，可及时发现ＨＩＶ感染者。依据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国籍，采取不同管理措施，阻止外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入境，并对发现的中国籍艾滋病人和感染者，及时采取相应的后续措施。告知未在入境口岸接受检测的艾滋病监测对象前往目的地附近的检疫机关接受艾滋病监测检查。由于本国籍旅客的生活根基和社会亲缘关系大多在境内，这些人员一旦在境外感染了ＨＩＶ，回国后对境内人员尤其是配偶或性伴侣受感染的机率高，速度快，因此，从对策上作出对在境外逗留三个月以上中国公民，回国后需作艾滋病抗体检测，检查的规定是必要的，其根本出发点是要保护本国公民身体健康。此外，本国籍出境人员事先知道出境三个月以上后回国时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性病在内的监测体检也是对自己在境外行为的一种保护性约束。事实表明：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是能得到受检者，受检家属和派出单位的理解和支持的。
（二）切实做好传染病监测工作
外籍人员的生活根基和社会亲缘关系大多不在中国境内，但鉴于目前境外艾滋病大流行的现状，外籍人员和华侨、港、澳、台胞的生活习俗，参照不少国家近年来加强对外来人员艾滋病监测的情况，现行对外籍人员和华侨、港、澳、台胞在华逗留一年以上者需出示有效艾滋病血清学检查证明或接受ＨＩＶ抗体检测的规定应重新研究，可向上级有关部门建议将在华逗留期限缩短至半年或三个月以上，以便及早发现艾滋病病人或感染者，及时采取控制措施，从而减少或消除境外感染者对入境后所造成的传播感染的危险。
做好艾滋病监测是一项长期而又十分艰巨的任务，就目前卫生检疫工作而言，主要是对符合规定的入出境人员，涉外婚姻和来华定居、留学、投资经商的外籍人员实施监测，通过重点人群及其密切接触者的血清学检查。对艾滋病在不同性别、职业、年龄、地区、国家人群中发生、流行及影响因素进行有计划和系统的调查分析，结合收集的国内外艾滋病疫情，从中了解其发生和变化的动态，掌握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和高发的国家（或地区），为进一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及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提供依据。从目前国内外艾滋病流行情况和未来数年艾滋病流行趋势分析，监测对象中，重点无疑应放在入境的人员中，尤其是那些来自非洲、美洲、南亚和东南亚以及西地区的人员。今后在传染病监测中，卫生检疫工作对策是：
（１）认真做好来自非洲、美洲、欧洲和来自亚洲诸如泰国、印度和缅甸等国人员的艾滋病监测工作。
（２）根据国内外艾滋病流行动态和监测工作中发现情况，及时提出并修正符合实际情况的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对策，确定监测的重点人群和监测方法。
（三）提高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检测技术和科学研究
检测技术手段是发现和确诊艾滋病病人和ＨＩＶ感染者的主要依据。及早发现并确诊艾滋病病人，ＨＩＶ感染者和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特殊物品等，并及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对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和流行是至关重要的，作为ＨＩＶ感染和艾滋病实验室诊断主要依据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工作，应遵循以下原则：使用ＷＨＯ认可的试剂，遵照ＷＨＯ推荐的检测策略，依据１９９０年推荐的新的确认标准。从卫生检疫工作的特点出发，尤其是在口岸现场，首选采用快速、简便，微量血的ＨＩＶ抗体检测方法作为初筛试验。
今后仍需进一步加快检测技术和科学研究，利用现有的四个确认实验室（北京、广州、上海、深圳）的技术和Ｐ３实验室的条件进行早期筛选试验的研究；引进艾滋病病毒毒株，开展病原学研究；还可开动物模型研究，做一些治疗药物试验，乃至跻身于开发疫苗研究的行列。
（四）不失时机地做好对入出境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
宣传教育在艾滋病预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既不可能指望依靠疫苗，也不可能指望特效药物来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为了保护我国人民免受艾滋病的感染，通过宣传教育，向广大群众普及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卫生检疫机关宣传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入出境人员、口岸人员、与邻近高发国家和地区的边民以及境内从事某些感染艾滋病机率可能性较高职业有重点人群，使他们认识到只要选择健康行为，主动抵制和改变可以引起艾滋病病毒感染的行为，就可以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从而通过人群行为的改变切断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减少出境人员在境外遭受艾滋病感染机率。宣传教育内容应包括卫生、道德和法制三个方面，即除有关预防艾滋病的一般卫生知识（包括性卫生知识）外，还应加强宣传国家防止艾滋病传播和开展艾滋病监测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及严禁卖淫，嫖娼和禁毒的法制教育。采用发给宣传手册、杂志、张贴图片、放映录像等多种方式，在入出境口岸，体检点和其他场所向广大人群（主要是入出境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使群众在认识艾滋病严重危害的同时，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达到知情、理解支持和参与的目的，使预防艾滋病真正成为一项全社会参与的任务。
（五）正确及时地做好疫情处理工作
为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和蔓延、做好疫情处理同样也很重要。发现艾滋病病人或ＨＩＶ感染者应及时，妥善地做好管理工作。凡属来华外国人，确认为艾滋病病人或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由检疫机关会同公安部门负责做好监护离境工作，并做好疫点处理。对境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后，转交地方卫生防疫部门管理，对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人员及其家属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和定期医学检查，指导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采取相应措施，防止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扩散，危害他人。规定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得捐献组织、器官、血液和精液，不得从事可能污染血液和通过血液和体液传播的工作。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中，有关人员应对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的个人情况保密。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死亡时，对其尸体应立即进行消毒，就近火化。
（六）严把特殊物品入、出境卫生检疫关，在我国艾滋病现在还处在流行的早期阶段，国境卫生检疫在加强检疫查验、传染病监测等一系列管理措施的同时，还必须对进口血液及其制品等卫生检疫特殊物品实施严格管理。艾滋病病毒大量存在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血液中，带有艾滋病病毒的少量血液进入健康人体内就可以引起感染。我国浙江省曾发生过血友病人使用了进口第Ⅷ因子而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情况，法国曾发生震惊世界的因献血输血引起ＨＩＶ感染的大案，国境卫生检疫机关也曾多次从进口的血液制品中检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因此，今后仍应严格执行禁止进口血液及其制品的规定，对入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和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进行严格检测和审批制度，切断艾滋病病毒通过入出境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传播的途径。
（七）加强人才培养造就技术骨干
为了更好地完成艾滋病卫生检疫的重要任务，卫生检疫系统还必须加强人才培养造就技术骨干对医学界迄今对艾滋病以及所能采取防治措施的认识仍十分有限，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检疫人员艾滋病及其防治基本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还要培养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从事艾滋病防治、检验和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要加强对检疫人员艾滋病及其防治基本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还要培养一批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从事艾滋病防治、检验和研究工作的专业人员，以不断提高我们在艾滋检疫检测和防治工作的技术水平。从卫生检疫任务和特点出发，首先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可采取集中办班等多种形式培训，培训重点应放在艾滋病的国内外流行病学进展、检测技术、卫生处理和健康教育等方面。
（八）加强国际交流拓展国际合作艾滋病防治是全社会的任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艾滋病卫生检疫是控制艾滋病国际间传播的重要手段，更需要和世界各国加强学术交流，吸取国外的长处。从中国卫生检疫的实际出发，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可通过信息交流、技术、合作。派出进修、考察、访问等形式，卫生检疫系统今后必须重视这方面的发展，以使艾滋病卫生检疫更好地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控制艾滋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艾滋病卫生检疫又是这一系统工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时研究、制定、落实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对策，严把艾滋病传入关是国境卫生检疫机关现在和将来的重要任务之一。全国卫生检疫局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做好艾滋病卫生检疫工作，将艾滋病控制在最低限度。
附：艾滋病卫生检疫实施方案
附件２ 艾滋病卫生检疫实施方案
一、艾滋病宣传教育措施
在目前艾滋病的治疗和疫苗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之一。大力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是国境卫生检疫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内容应包括卫生、道德和法制手段三个方面，通过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了解防治艾滋病的科学知识，充分认识艾滋病的严重危害，消除不必要的恐惧，增强自我防护能力，同时树立科学的性道德观念，了解国内外防止艾滋病传播和进行艾滋病监测的有关法律、法规，提高预防艾滋病的意识。艾滋病宣传教育的方式主要是：
１．在海、陆、空港口岸，体检等场所设立艾滋病宣传教育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置录相播放等设施，放映有关艾滋病宣传预防的内容。
２．印制有关艾滋病宣传预防手册、卡片、图片等资料，在各口岸向入境、出境人员分发。
３．充分利用各地新闻媒介，经常性地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
４．开展艾滋病、性病咨询服务，以门诊、电话、书信等方式，向社会进行艾滋病、性病宣传、咨询服务。
５．在每年１２月１日的世界艾滋病日，要组织力量走向街头，向社会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
６、由卫生检疫总所空港处负责编辑艾滋病卫生信息，向本系统及社会有关部门发行，每月出一期。
７．由国境卫生检疫学会和卫生检疫艾滋病、性病检疫监测专家组负责不定期的编辑出版艾滋病检监测学术论文汇编。
二、出入境人员艾滋病查验
１．查验前准备
１．１ 值班人员执勤前应准备好各种单证（旅客健康申明卡、就诊方便卡、就诊记录、登记表、通知书、传染病监测通知书、传染病个案调查表、艾滋病检验报告等）。
１．２ 执勤人员熟悉有关法律、法规，以便及时处理在旅客查验中出现的问题。
１．３ 检查各种试剂、药品、采样用具、医疗仪器设备和卫生处理用具，并使之处于良好的状态。
２．入境查验
２．１ 认真查阅外国人和持护照的中国公民（含劳务、旅游、探亲、留学、外派等），华侨、台胞入境人员的健康申明卡及有关证件；
２．２ 卫生检疫医师采取用流行病学询问的方法向交通工具负责人了解交通员工及旅客的健康情况，对入境人员进行医学观察，发现有传染病可疑者进行流行学个案调查、填写传染病个案调查表；
２．３ 对下列人员要求出示健康证书：
２．３．１ 来我国定居或居留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外国人；
２．３．２ 在境外居住３个月以上的国内公民；
２．３．３ 回国定居或工作的华侨、港、澳、台胞。
上述人员未持有健康证者，应发给“入境人员传染病监测通知书”要求受检对象在一个月内到就近的检疫机关进行健康检查，对自愿在口岸接受传染病监测体检者，应填写申请书，给予优良服务。
３． 出境查验
３．１ 采用流行病学的方法了解交通员工和旅客的健康情况，对出境人员进行医学观察，发现有传染病可疑者，须进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填写“传染病个案调查表”。
３．２ 要求出国一年以上的中国籍人员（含劳务、留学、定居等）出示健康证明书，未持有效健康证者，应予以补办后让其出境。
三、入出境血液等特殊物品查验规程
１． 查验前的准备
１．１ 进出口血液等特殊物品的单位和个人，事前需向入、出境口岸国境卫生检疫机关申报，填写“卫生检疫特殊物品审批单”经口岸卫生检疫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入出境。
１．２ 根据审批意见，现查验人员应准备好采样工具，做好现场检查记录。
１．３ 带备审批查阅资料。
２． 查验及处理
２．１ 遇有血液等特殊物品入出境时，应严格审察审批单（电脑存查的审批资料）。对事前未有报审者应补办报批手续后方准入出境。
２．２ 除人血清白蛋白及卫生部特许进口的品种外，禁止其他血制品进口。
２．３ 对允许进口的血液及其制品、人体组织，抵达口岸时，需出示特殊物品审批单和公立医院艾滋病检测证明，未能提供证明者“须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必要时作病毒培养。
２．４ 经批准进口的毒种、培养物，运抵口岸时，承运人须向国境卫生检疫机关提交“特殊物品审批单”，承运和使用单位要采取绝对措施确保安全，不得造成污染。对毒种、培养物与审批单不符，或包装不符合要求时，应予以退回或没收销毁。
２．５ 进、出口特殊物品，其审批单已超过有效期限者，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四、国境卫生检疫艾滋病检测实验室规范
１．实验室的设置及任务
为了及时发现艾滋病人和ＨＩＶ感染者，开展艾滋病血清流行病学监测，设立筛选实验室及确认实验室。筛选实验室开展高危人群和可疑病人的筛选工作，筛选的阳性标本应及时送卫检系统确认实验室确认。确认实验室应及时将确认的阳性结果报告卫生部卫生检疫总所及卫生主管部门。确认实验室指导区域内筛选实验室ＨＩＶ检测和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工作。
２． 实验室必备条件
２．１ 筛选实验室必备条件
人员条件：筛选实验室负责人应具有主管检验师或主管技师以上职称，操作人员接受过总所或其委托单位举办的ＨＩＶ检测学习班的培训、从事病毒血清学检测技术工作两年以上。
设备条件：具备筛选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设备及试剂等，其中包括：
（１）自动或半自动酶标仪
（２）自动或半自动洗涤器
（３）振荡器
（４）普通冰箱
（５）离心机
（６）连续加样器及移液管
（７）经ＷＨＯ认可筛选试剂盒
血清学试验均应在生物安全Ｉ级操作柜或ＩＩ级操作柜内进行。
２．２ 确认实验必备条件
人员条件：确认实验室负责人须为副主任检验师或副主任技师以上的职称，操作人员接受过世界卫生组织或卫生部举办的ＨＩＶ检测学习班的培训，从事病毒血清学检测技术工作三年以上或ＨＩＶ筛选技术工作两年以上。确认实验室的结果应由副主任医师（技师）或副主任医师（技师）职称以上的人员核签报告。
设备条件：具有筛选至确认实验室所需的仪器、设备，具备筛选至确认实验室所需的试剂和安全防护设备和条件。
（１）自动或半自动酶标仪
（２）自动或半自动洗涤器
（３）恒温振荡器
（４）普通冰箱
（５）高速低温离心机
（６）自动加样器或连续加样器
（７）－４０℃～－８０℃低温冰箱
（８）落射式荧光显微镜
（９）具备筛选及确认实验所需的试剂
确认试验均应在生物安全Ｐ２级操作柜或Ｐ３级实验室内操作。
五、艾滋病检测实验室检测程序
１．目前用于检测抗ＨＩＶ抗体方法有：ＥＬＩＳＡ、ＰＡ、ＬＡ、ＱＷＢ、ＩＦ、ＱＴ、ＥＹ等。其中ＥＬＩＳＡ、ＰＡ、ＱＷＢ、ＱＴ为各初筛实验室常用的方法。
２．静脉采血４ｍｌ，分离血清，４℃保存待检，如血清长期保存需－２０℃。血清吴透明黄色，遇有乳糜和溶血影响检测结果。
３．用“１．”中揭示的七种方法中的一种（应首选敏感性高的方法，如ＥＬＩＳＡ）对血清学进行检测。检查结果按下表判定：
＿＿＿＿＿＿＿＿＿＿＿＿＿＿＿＿＿＿＿＿＿＿＿＿＿＿＿＿＿＿＿＿＿＿＿＿
第一次检测 第二次检测 第三次检测 结果判定
＿＿＿＿＿＿＿＿＿＿＿＿＿＿＿＿＿＿＿＿＿＿＿＿＿＿＿＿＿＿＿＿＿＿＿＿
－ －
＋ ＋ ＋
＋ － － －
＋ － ＋ ＋
＿＿＿＿＿＿＿＿＿＿＿＿＿＿＿＿＿＿＿＿＿＿＿＿＿＿＿＿＿＿＿＿＿＿＿＿
４．ＷＢ确认实验
确认实验需要在卫生部批准的有确认权的实验室进行。其检测程序如下图：
│
报告 │←─────┐
←─┤ │
阴性 │ │
│ （－）
│ ＥＬＩＳＡ 或 ＰＡ 或ＱＷＢ １步
│ （＋）（－）
│ │
│ │
│ （－）重复ＥＬＩＳＡ或ＰＡ或ＱＷＢ ２步
│ （＋）（－）
│ │
│ │
├──────（－）ＷＢ（＋）─────→│报告 ３步
│ （±） │阳性
│ │ │
│ │６个月后采血 │
│ │ │
│←─────（－）ＷＢ（＋）─────→│ ４步
│ （±） │
│ │ │
│ │６个月后采血 │
│ │ │
│ （±） │
│←─────（－）ＷＢ（＋）─────→│ ５步
六、ＨＩＶ首选检测方法和试剂
１．初筛试验：要求敏感性高、不能出现假阴性，据此推荐以下方法和相应试剂。
１．１ ＥＬＩＳＡ这是国际上常用的初筛方法，该方法能同时检测大量样品，而洗盘读取结果有半自动、自动装置，结果判定可质量控制。目前多间接ＥＬＩＳＡ法，试剂有秦皇岛生的技术开发研究所，Ａｂｂｏｔｔ、Ｐａｓｔｕｓ和Ｏｒ－
ｇａｎｏｎ产品，另有采用竞争ＥＬＩＳＡ法试剂有Ｗｅｌｌｃｏｍｅ产品。
１．２ ＰＡ（明胶颗粒凝集试验）试剂为Ｆｕｊｉｖｅｂｉｏ公司产品。
１．３ ＬＡ（重组乳胶凝集试验）试剂为Ｃｏ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产品。
１．４ ＱＷＢ（重组快速蛋白印迹法）试剂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试剂开发公司产品。
１．５ ＱＴ（快速全血凝集试验）试剂为ＡＧＥＮ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公司产品。
１．６ ＥＹ（金标试验）试剂为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ｃ．
２．确认试验：初筛试验为阳性的血清标本经确认试验为阳性后方可认为阳性。确认试验采用蛋白印迹（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技术，所用试剂多为进口的，Ａｂｂｏｔｔ Ｐａｓｔｕｓ和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产品。
３． 其他
３．１ ＨＩＶ－２的检测：目前已有专门检测ＨＩＶ－２抗体试剂，现在已有ＥＬＩＳＡ试剂可同时检测ＨＩＶ－１和ＨＩＶ－２，若出现阳性时再分别检测确定所感染的病毒型别。
３．２ 如遇到可疑病例，可以检测ＨＩＶ的核酸成份，以诊断是否存在ＨＩＶ的感染，这种技术称多聚酸链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ａ－
ｃｔｉｏｎ，ＰＣＲ）先合成一段引物，使之与从病人细胞提取的病毒核酸相结合，利用酶耐热特性不断变换温度，使引物与对应病毒核酸不断合成并以几何倍数增长，该方法可检测到只有几个基因组的病毒核酸。虽然该方法很敏感，但却非常昂贵难予普及。
３．３ 无论是初筛试剂还是确认试剂都需在购入后进行质控，不能有假阴性出现，否则不能使用。
七、ＨＩＶ抗体阳性确认送检单
各卫生检疫局艾滋病初筛实验室发现阳性血清后，立即填写《ＨＩＶ抗体阳性确认送检单》一式两份，必须按送检单的项目、格式填写，不得缺项，一份留存，一份连同阳性血清标本就近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艾滋病研究监测中心试验室（设在北京卫生检疫局），或上海、广州、深圳卫生检疫局艾滋病确认实验室。
上述实验室在接到《ＨＩＶ抗体阳性确认送检单》和阳性血清标本后，立即给予确认，并将结果及时通知送检单位。确认的阳性标本立即填写《ＨＩＶ抗体阳性报告单》。确认实验室在收到送检血清后，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用最快的方式报告总所。对卫生检疫系统送检的标本暂时不收费。
附 ＨＩＶ抗体阳性确认送检单
────┬─────────┬──┬─┬──┬─────────────
姓 名│ │性别│ │国籍│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婚否│ │职业│
────┼─────────┴──┴─┼──┼─────────────
家庭地址│ │电话│
────┼──────────────┼──┼─────────────
单位名称│ │电话│
────┴──┬───────────┼──┼─────────────
来自国家和地区│ │日期│
───────┼───────────┼──┼─────────────
到达国家和地区│ │日期│
────┬──┴──┬────────┼──┼──┬──────────
护照号码│ │健康证书签发单位│ │日期│
────┴─────┴────────┴──┴──┴──────────
初筛试验
──────────┬────────┬────────────────
酶标法 ELISA │ 检 测 结 果 │ 检 测 日 期
──────────┼────────┼────────────────
明胶颗粒凝集法 PA │ │
──────────┼────────┼────────────────
快速蛋白印迹法 QWB │ │
──────────┼────────┼────────────────
其 它 │ │
──────────┼────────┼────────────────
蛋白印迹法 带型│ │检测人
─────┬────┴────────┴────────────────
体检或病史│
简 况 │
────┬┴──────────────────────────────
结 论│
────┼────────────┬────┬─────────────
不分页显示 总共2页 1 [2]
下一页
该未竣工验收的房屋的所有权能判归房管局吗？
樊斌杰
案情介绍：
座落于修县城鹦鹉街原240、242、228号属修水县房产管理局（以下称房管局）直管公房，该房一直出租给城镇居民居住。2001年3月前，房管局与余某签订《关于转让鹦鹉街240、242号房屋草签协议》，房管局将鹦鹉街该房转让给余某等拾户。约定新建临街铺面房管局、余某各半分配，房管局的一半由余无偿偿还。余某分得的另一半铺面及后栋共计价格36万元。同时约定房屋拆迁由房管局负责，余某付给房管局拆迁费用4000元。拆迁人员及工资由余自定，所拆旧料归作所有。东向住户私自开窗和邻里纠纷概由房管局负责协调解决。土地出让金由余草签协议时一次性付清给土管局。2000年12月26日，余某缴纳土地出让金14万元。2001年8月26日，余某以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余某）（乙方）的名义与房管局（甲方）订立《房屋开发协议》，该协议约定开发还房方式：1、沿街铺面开发还房按沿街实际开发面积由乙方无偿返还甲方50%的铺面面积；2、住房返还，经甲、乙双方同意，并与原住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现签订安置协议9户，使用面积422.33平方米，计算建筑面积506.79平方米（每建筑平方价520元），由乙方无偿返还给甲方安置拆迁户；3、经甲、乙双方协议，除无偿返还给甲方铺面面积和拆迁住房安置建筑面积外，乙方再补给甲方房款96469.2元(注：520×506.79+96469.2=360000)。2001年12月31日前后，余某以个人名义办理了私房建设手续，房管局与公房租住户订立了《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尔后，余某筹资建设并于2004年8月左右办理了产权登记。2002年2月4日，余某以同样的方式与房管局订立《公房拆除开发协议》，约定将原鹦鹉街228号直管公房进行拆除开发。协议订立后，余某以个人名义办理了土地出让、建设规划许可和用地许可等建房手续。因余某已将鹦鹉街240、242号新建铺面全部出售，房管局与余某于2003年2月26日协商订立了《关于鹦鹉街240、242号铺面被侵占后的处理协议》。协议内容主要为：1、鹦鹉街228号开发项目的规划证、土地证原件收归房管局保存，余某持复印件。余某必须在2003年4月25日前开工，否则房管局将鹦鹉街228号所有原始证件转让给有资质的开发商另行开发。2、房管局在未得到两地铺面的全部们还之前，停止办理余某在房管部门的所需的各种产权登记及交易手续。3、鹦鹉街228号还剩三个铺面（即东起1、2、4号铺面）全部归还房管局所有，用来弥补240、242号的少分得的铺面。2003年9月28日，余某再次向房管局承诺，228号四个铺面即日起交还房管局，立权归房管局所有。2003年10月9日，房管局对鹦鹉街228号四个在建铺面进行拍租，修水县公证处拍租行为进行了公证。2005年8月—9月间，在228号新建房屋未竣工的情况下，修水县人民法院分别将鹦鹉街228号底层四个铺面调解给徐某等人以抵偿因余某建造该房所欠债务。房管局得知后向法院提出异议，2005年9月9日修水县人民法院裁定对上述调解案件进行再审。裁定书送达后，承租人周某等四人抢占了铺面房。于是余某向修水且人民法院提起了侵权诉讼。法院受理后，确定了开庭日期。开庭前，房管局以余某为被告提起了确权之诉，即请求确认鹦鹉街228号一楼新建成的四个铺面的产权为原告所有。法院受理后，对上述侵权之诉案和再审案均中止审理。在审理房管局的确权之诉的过程中，房管局将请求确权变更为请求履行，即请求被告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约定及承诺优先履行交付鹦鹉街228号房屋一楼新建的四个铺面产权为原告所有。变更请求后，法院于2006年3月24日恢复再审案的审理，2006年4月24日又以再审案正在再审为由裁定中止本案诉讼。2006年3月30日，修水县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作出判决：1、撤销民事调解书；2、余某向徐某偿付借款。徐某不服提出上诉，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一审）再审判决遗漏了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判非所诉为由裁定撤销再审判决，发回修水县人民法院重审。修水县人民法院重审时追加房管局为第三人。房管局撤回了对余某前面的诉讼，并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身份提出如下请求：1、请求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2、请求判令第三人（房管局）优先取得鹦鹉街228号房屋一楼新建的自西向东第4号铺面的产权。
修水县人民法院重审认为：原审被告余某以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名称与第三人房管局签订的240、242号《房屋开发协议》和228号《公房拆除开发协议》，属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第三人房管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改造已报请政府批准同意，修府发（2003）43号文件中的第七条已明确了第三人房管局负责城镇住房建设和维护、维修及危房改造工作。所以第三人房管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处置合法，故该 两份《开发协议》合法有效。
原审被告余某以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的名称与第三人房管局签订的两份《开发协议》后，以个人名字获取一切准建合法手续，但不影响与第三人房管局签订的两份《开发协议》应履行的协约。原审被告余某未按《房屋开发协议》中规定的还房方式将240、242号房屋开发的50%新铺面面积偿付给第三人房管局，而出卖给他人。后在第三人的要求下原审被告余某同意将228号房屋其中50%归属自己的铺面与第三人重新签订 了一份《关于鹦鹉街240、242号铺面被侵占后的处理协议》和“承诺”作为补偿给第三人房管局在240、242号未取得的50%铺面，该份《处理协议》和“承诺”虽未取得原审被告戴某（余某这妻）的书面同意，但在签订228号《公房拆除开发协议》中既有原审被告戴某签名也原地原审被告余某签名，同时也有证据证实228号房地产开发已转让给了原审被告余某。原审被告余某将240、242号铺面出卖给他人所得利益也属夫妻共同所有。故《处理协议》和“承诺”属合法有效。
原审被告余某因建成240、242、228号房因资金不足，向原审原告徐某借款属于双方的合法借贷关系。原审被告余某以无钱偿还为由，将应按《开发协议》给付第三人房管局的铺面分别抵偿给原审原告以偿还债务的“约定”侵害了第三人房管局的合法权利，故该“约定”属无效。
原审原告徐某诉与原审被告余某的请求是要求被告用鹦鹉街228号自西向东的4号铺面抵偿借款本息，因原审被告签订给原审原告的“约定”侵害了第三人房管局的合法权利，属无效的“约定”。本庭已当庭向原审原告徐某行使了其应向原审被告余某主张债权的释明权，原审原告徐某仍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所以原审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88条、第126条和合同法第107条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作出判决：1、撤销民事调解书；2、驳回原审原告徐某的诉讼请求；3、鹦鹉街228号1、2、3、4号铺面归第三人房管局所有；相差面积按《开发协议》计算找差。
原审原告徐某、原审被告余某均不服该判决面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
1、再审重审程序违法乱。第三人房管局对原审原告不但没有提出侵权的诉讼请求，而且其他诉讼请求也没有，可一审法院却将其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认为一审再法院将房管局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程序错误。
2、再审法院认为“率三人房管局将228号4个铺面已全部出租给他人使用至今”违背客观事实。2005年9月，在228号房屋未竣工的情况下，底层的四个铺面被周某等四人抢占，上诉人余某已向再审法院提起侵权诉讼。2005年10月14日，再审法院已中止审理，且至今未恢复审理。可现今再审法院却认为第三人已使用至今，既然是已使用至今，那说明已履行交付，就不存在继续履行；既然是继续履行，就不存在使用至今。故再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
3、再审法院认为原审原告侵犯了第三人的债权无任何法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肯定债权平等性原则，合同法对侵犯债权的行为并没有上升为侵权行为予以法律保护。因此，再审法院认定原审原告侵犯了第三人的债权无任何法律依据。
4、再审法院判非所诉。第三人请求判令第三人优先取得228号房屋一楼铺面的产权，此为给付之诉，既请求上诉人余某继续履行，可再审法院却离开第三人的请求迳自确认228号底层铺面归第三人所有，将履行判决改变为确权判决。、再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援引的合同法第107条也是请求继续履行的依据，而不是请求确权的依据。
5、再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再审法院对上诉人余某与第三人房管局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未作任何认定，但从本案的案情可以看出，本案是一件房地产方面的纠纷，可再审法院却撇开不谈，将房地产法律丢到九霄云外。
6、再寂法院认定上的余某与第三人的“协议”有效错误。1、庭审过程中房管局向法院提供了一份文件修府[2000]15号批复。该文件是假的（记者调查该文件可能是2006年8月13日造的），与该假文件同号的真文件是一份关于商品材方面的通知。再者，国有资产的处置是由政府职能部门审批的，而不是直接由政府审批。所以再法院认定房管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改造已报请政府批准同意没有证据。2、上诉人余某至今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依房地产管理法这规定，上诉人余某与第三人的“协议”有部分约定还未生效，第三人无权请求履行。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借款，并约定以在建工程作为债的担保，原审原、被告形成了抵押借款合同关系。由于抵押未办理登记，且直接约定到期不能还债，抵押物直接归债权人所有，该抵押合同中关于抵押部分的内容依法无效，其关于借款部分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而有效，原审被告应承担还付本息的责任。原审原、被告在诉讼中已达成以铺抵债的协议。
本案的焦点是：1、原审被告与第三人房管局是何民事关系？2、对于抵债的铺面，第三人房管局是否享有优先取得权？
第三人房管局与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原审被告签订了二份公房拆迁开发协议，约定对第三人房管局管理的公房进行拆迁、补偿（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该协议为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原审被告系挂靠关系，原审被告是实质相对方。
第一份协议 ，即2001年8月26日签订的240、240号房屋开发协议，依照1991年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拆迁人可以是个人，被拆迁人可以是公房管理人，故该拆迁被偿安置合同合法有效，拆迁人是原审被告。2002年2月4日签订的228号房屋拆除开发协议，依照2001年11月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的规定，第三人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体制部门，仍然可以作为被拆迁人，拆迁人则是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该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亦合法有效；同时，原审被告作为挂靠人，应与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共同承担拆迁还房责任，第三人房管局要示原审被告履行还房义务并无不可。
依据上述二份公房拆迁开发协议，原审被告余某应履行拆迁人的还房义务，但其将鹦鹉街240、242的还房用于销售，属违约行为。其与第三人房管局事后达成的还房补救约定，即将鹦鹉街228叶底层东起1、2、3、4号铺面用于拆迁还房，合法有效。该 约定虽说是原审余某向第三人房管局作出，但由于在相关的房地产拆迁、开发活动中，原审被告余、戴某夫妻对彼此作出的民事法律行为相互认可，故该还房补救约定应视为二原审被告共同的意思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原审被告与第三人房管局约定以特定的房屋还房，又将该房转让抵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的规定，第三人房管局对本案诉争的228号楼第一层西起第4号（即东起第1号）铺面享有优先取得权，原审原、被告以铺面抵债的调解协议因违反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而无效。
对面原审原、被告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的诉讼标的，房管局认为有独立的请求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房管局有权提起诉讼，故上诉的第一点理由依法不能成立。第三人房管局在原审被告余某交还228号4个铺面后即将它们全部拍租，拍租行为被依法公证，上诉认为此点不实没有事实依据，其二审提供的照片、法院裁定书未能证明相反的事实。第三人房管局依法享有优先取得权，原重审认定原审原、被告侵权正确，上诉的第三点理由亦不成立。诉争的房屋已被交还第三人房管局，第三人房管局诉请的是优先取得权，原重审据此判决并非判非所诉，第四点上诉理由也不成立。原重审引用的法律虽不够明确，上诉的第五点理由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但此点上诉理由并不能影响到本案实体处理。原审被告与第三人房管局是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关系，公房拆迁开发协议不属处置国有资产的范畴，不需进行国有资产评估，该二份公房拆迁开发协议合法有效，第六点关于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上诉人的主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就予以支持。原重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基本正确。由于本案诉讼标的仅是鹦鹉街228号房屋一楼西起第4号（也即东起1号）铺面，故相应的判决主文应予变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6年11月27日作出如下判决：1、维持原重审判决的第一、二项；2、变更原重审判决的第三项，即将“鹦鹉街228号东向1、2、3、4号铺面归第三人房管局所有；相差面积按《开发协议》计算找差。”变更为“鹦鹉街228号东向4号铺面归第三人房管局所有；相差面积按《开发协议》计算找差。”
被告余某收到判决书后，以房管局为被执行人申请法院执行。2006年12月30日修水县人民法院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法院认为本案执行标的不明确，于2007年6月18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被告余某不服二审判决，申请再审。2007年3月28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通知余某本院决定不对该案提起再审，在通知书上加盖“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印章。接该通知后，余某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省高院立案庭将该案转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并请依法处理。
综上事实，笔者就该案提出如下观点，以供共同探讨，并请赐教。
一、二审法院认定二份公房拆除开发协议为拆迁补偿安置合同，该合同合法有效错误。
1、二审法院认为，余某于2001年8月26日签订的240、242号房屋开发协议的拆迁人是个人，被拆迁人是公房管理人。2002年2月4日，签订的228号房屋拆除开发协议，拆迁人是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第三人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仍然可以作为被拆迁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请示》答复指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并需要对被拆迁人补偿、安置的，适用本条例’。第六条规定：‘拆迁房屋的单位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根据上述规定……，只要拆迁房屋的单位依法取得了房屋拆迁许可证，就可以成为拆迁人。”由该答复可得知，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是成为拆迁人的必要条件。本案中的余某和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均没有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因此，法院认定余某和修水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是拆迁人错误。
2、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民事活动，依据《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因此，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合同时，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应当被确认为无效合同。在本案中，房管局在余某没有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同余某签订房屋开发协议，该行为违反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民事行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迁房屋的所有人”。《江西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八）公有出租居住房屋，是指属市、县人民政府所有，由城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出租给居民居住的房屋。”本案拆除的房屋是出租给居民居住的公房。依上述规定，房管局只是被拆公房的管理人，即代管人。如果房管局是拆迁管理部门，依《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房屋拆迁行政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本案的开发协议未公证，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为无效。故法院认定该开发协议有效错误。
3、修府办发[2003]43号关于印发《修水县房产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定编规定》 通知指明：“修水县房产管理局为主管全县房产业管理和住房制度改革工作的县人民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江西省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具体含义的请示》的答复指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实施监督管理。’根据这一规定，负责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部门，应当是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开发协议的当事人修水县房产管理局不是行政管理部门而是事业单位。因此，法院认为，房管局是房屋拆迁管理部门错误。
二、二审法院判非所诉
二审法院认定，余某与房管局之间的纠纷是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既然是合同纠纷，由此所产生的请求权就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本案中，房管局行使的请求权是优先取得权，此为给付之诉，即请求余某优先履行。可法院撇开房管局的请求，而迳自确认228号底层铺面归其所有，将履行判决改变为确权判决。此判决，显然违背了法院审判之宗旨，取代了当事人的意志，纯属判非所诉。
三、二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
一审法院对余某与房管局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未作任何认定，二审法院认定为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依据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约定采用产权调换的，应适用房地产法律的规定。一审法院撇开房地产法律不谈，二审法院支持了余某关于“适用法律不当”的上诉理由，但却认定此点上述理由并不能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处理。而至于为什么不影响未阐述任何理由。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却实体处理正确是对司法的嘲弄，还是对当事人的糊弄，只要有法律常识的人均会明白。司法应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以帽盖人。
四、二审法院认定“诉争的房屋已被交还第三人房管局”错误。
2005年9月8日 ? 9月10日，案外人周某等四人在228号房屋未竣工的情况下，抢占底层四个铺面。余某向修水县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2005年10月14日法院中止审理，至今未恢复审理程序。2006年4月13日，江西省法制报《新闻聚焦》栏目以《房管局强占他人的店铺？》为题对这一侵权事实进行了报道。对于余某铺面被抢占的事实修水县人民法院和修水县城居民是一明知的事实，可法院却歪曲事实，主观臆断地认定“诉争的房屋已被交还第三人房管局。”请问，余某是何时交还的，是怎样交还的？房屋交还有没有法律上的要求，构成要件是什么？
五、二审法院判决“铺面归第三人修水县房产管理局所有”错误。
1、第三人请求的是“优先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第三人请求的此种优先权是一种取得权，这种取得权又是一种期待权，而不是所有权。而期待权是一种债权，属债法调整。所有权是物权，属物权法调整。本案法院把优先取得权认定为所有权，并由此判决铺面归第三人所有，显然处理错误。
2、铺面房属不动产，其所有权属余某原始取得。因本案诉争的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审批文件和建设证件以及交纳的各种规费票据均为余某持有。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相关证据确定权属”的规定，诉争的房屋虽未登记，但所有权属余某是十分明确且肯定的事实。余某所有的房屋要转归第三人所有，必须符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六条“房地产转让，是指房地产权利人通过买卖、赠与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将房地产转移他人的行为。”第三十七条“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一）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不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条件的；……（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第三十八条“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照出让合同约定已经支付了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诉争的房屋余某还未领取土地使用权证，未竣工验收[未竣工验收的事实2006年10月28日（2006）修民初字第697号民事判决书已确认]办理房屋产权证，更未将产权过户于第三人，二审法院凭什么判决铺面归第三人所有。公民要守法，法院、法院的法官难道就不要守法，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吗？再者，房管局是国有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没有所有权，只有占有，使用和管理的权利，这点常识作为法官能不知道吗？
六、一审法院以伪造的《关于鹦鹉街228号和242号直管公房拆除改造批复》，认定“2000年7月修水县人民政府批准第三人房管局对其进行拆除改造”及“第三人房产管理局对鹦鹉街240、242、228号房屋改造已报政府批准同意”错误。
《关于鹦鹉街228号和242号直管公房拆除改造批复》（修府字[2000]15号）是一份假证据：①该批复无《关于请求批准对鹦鹉街228号和242号直管公房拆除改造的报告》附件；②无主题词；③2000年修水县政府公文未启用国际标准A4型（210mmm×297mm）用纸，而使用的是16开用纸。④修水县人民政府没有该文的任何相关记录和原件。⑤真文件是一份关于商品材方面的通知。除上述缺陷外，依《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之规定，该公文还有其他缺陷，故明显是一份伪造的公文。该假文件的出笼《修水同号文件调查小结》一文已在网上披露。可法院却以该文为依据，认定第三人已履行了政府审批程序，这一认定显然错误。
七、二审法院认定“公房拆迁还房不属处置国有资产的范畴”错误
2001年3月前，第三人房管局同余某签订《关于转让鹦鹉街242号房屋草签协议》，转让价36万元。2001年8月28日，签订《房屋开发协议》，余某付房款96469.2元，余款263530.8元在新建房中以住房抵偿。2002年2月4日又签订《公房拆除开发协议》，将鹦鹉街228号公房转让给余某，转让价28万元，余茉付房款123676.56元，余款156323.44元在新建房屋中以住房抵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处置，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对其占有、使用的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让及注销产权的一种行为。本案中，第三人已将鹦鹉街242号、228号公房产权进行转让，虽然有部分实行产权调换，但另一部分进行了转让是不容置疑，不可否定的事实。没有转让行为，第三人凭什么收取20余万元房款（96469.2 + 123676.56 = 220145.76元）；没有转让行为，余某凭何向土地管理部门交纳出让金，并订立出让合同。可二审法院将这一明显的资产处置行为，认定为“不属处置国有资产的范畴”。
八、“第三人房管局是拆迁人”，一、二审法院对余某证明该事实的证据只字不提，视而不见。
1、2001年7月30日，第三人与潘秀珠（租赁户）签订的《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中指明：房管局为拆迁单位；
2、2002年3月29日，第三人与周树生签订的《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中指明：房管局为拆迁单位；
3、2002年6月13日，第三人与周庆财签订的《直管公房拆迁安置协议》中指明：房管局为拆迁单位；
4、草签协议已约定房屋拆迁由房管局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