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的通知

榕政综〔2010〕6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公司）：

　　《福州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已经2010年3月2日市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四月十一日　　　　　　　　　

　　

　　福州市工伤保险市级统筹实施办法

　　

　　为增强工伤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稳步提高工伤职工待遇水平，根据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省政府《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闽政〔2004〕12号）和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工伤保险实行设区市统筹实施意见〉的通知》（闽人社文〔2009〕32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全市工伤保险实行统一参保范围和对象、统一缴费基数和费率、统一基金财务管理、统一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统一工伤待遇支付标准、统一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各类企业、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为其全部职工或雇工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实行全市统筹。

　　第三条　工伤保险费委托地税机关征缴。征缴的工伤保险费划入市级国库，次月转入市级工伤保险基金财政专户。

　　第四条　工伤保险基金实行“核定收入、全额收缴、合规支出、收支平衡”的财务管理体制。

　　“核定收入”指每年由市政府核定下达各县（市）区工伤保险基金收入计划；“全额收缴”指各级征收的工伤保险基金全部上缴市级；“合规支出”指工伤待遇费用要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支付，不擅自开口子增加或提高支付项目和标准；“收支平衡”指完成核定收入任务及按有关规定支出，当期达到收支平衡。

　　第五条　各县（市）区在完成市下达的收入任务并按规定支出后，仍出现支出缺口的，由各县（市）区劳动保障局、财政局提出拨补申请，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意，上报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审批。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审核后，按核定的金额从市级工伤保险基金中予以弥补。

　　第六条　县级工伤保险历年滚存结余基金除预留2个月上年度工伤保险待遇月平均支出额度作为周转金外，其余全部缴入市级工伤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工伤认定调查核实经费列入市级财政预算，经办机构管理服务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地税机关代征工伤保险手续经费列入市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工伤认定委托管辖办法和工伤保险经办业务管理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另行制定。

　　第八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金保工程”建设要求，对县级业务网络系统进行统一规划，使用统一的应用软件。县级工伤保险业务数据全部上传市级经办机构数据中心，实行统一管理和监控。

　　第九条　市级统筹后，工伤保险事务暂维持现行社保经办机构管理各类企业、医保经办机构管理非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模式。待省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改革方案确定后，按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摘要：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在我国，律师的辩护权根本得不到保障，这主要表现在“会见难”、“调查难”、“阅卷难”、“质证难”、“申请调查证据难”以及律师的权益保护等，这就要求在立法上进行完善，增强律师的辩护权来实现控辩的失衡，最终实现司法公正。

　　关键词：刑事辩护；控辩失衡；司法公正


　　当前中国，公检机关是不折不扣的强力集团，而律师只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和自由职业者，是名副其实的幼小群体。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进行的修改中，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扩充了辩护律师的权利并确立了控辩对抗的庭审模式。但是，法律的实施在实践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牵掣，那么，律师的辩护权也同样不例外，律师的困境一直是制约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一个最关键的瓶颈。


　　一、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价值


　　刑事犯罪一般都具有隐蔽性，刑事诉讼就是一个认知和查明的过程。首先，侦查机关通过一定的侦查手段来尽力探求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然后再以审查起诉、审判等程序来达到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同时也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目的。刑事诉讼包括了控诉、辩护、审判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刑事辩护制度作为一种旨在对受刑事追诉者权利进行保护的制度，是刑事诉讼架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也不言而喻。


　　（一）增强犯罪嫌疑人、辩护人的防御能力，只有辩护律师的充分参与，才能最大限度的防止误判。刑事辩护制度的真正价值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体地位和取得有效的防御权，并通过矫正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来确保被告人获得公正的审判。


　　国家为了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旦刑事追诉成功，便会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可以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就是一个弱者。如果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为了防止追诉机关滥用权力压制被追诉人，必须使控辩双方达到平衡。


　　（二）有些权利只能由律师行使，或者由律师行使更好，再者，对于诉讼中存在的复杂问题，被告人缺乏能力应付。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视口供，再加上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比较落后，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事件经常出现，从而酿成的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后，就有权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了解相关案情，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诉，控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等。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一方面可以使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保障，另一方面可以适度监督相关机关的侦查活动，从而对侦查机关形成一种相对的权利制约。


　　二、刑事辩护的困境


　　（一）会见难。律师会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之后，依法与其面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或是听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对指控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从而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为辩护作好进一步准备而进行的诉讼活动。[1]会见权的存在是律师有效展开辩护业务的基础和前提。那么，律师的会见到底有多难呢？下面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1、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在会见的次数、时间、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1）律师的会见率过低，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或者根本就不提出任何理由而拒绝安排律师会见在押嫌疑人，律师要达到会见委托人的目的，往往要采取“向领导或上级部门反映”等非法律的手段才能实现。


　　（2）会见的审批程序太严，律师提出的会见申请往往被任意地拖延。[2]


　　（3）会见的次数、时间受到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在会见时普遍在场大大损减了律师会见的效用。许多侦查机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并且会见的时间太短，使律师很难系统、全面了解案情，说不了几句话就得草草收场，使律师会见的作用无法实现。


　　2、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会见往往还要求必须经过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的批准，并且在共同犯罪中，律师对同案被告人的调查会见也受到限制。


　　律师会见难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打击犯罪的理念成为主要价值，律师介入被视为对侦查的妨碍。其次，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立法的扭曲，例如法律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但是律师会见时又必须提交“公安机关会见通知”，这也就暗含了律师在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中会见在押嫌疑人时需要经过公安机关的许可，这二者之间是明显矛盾的。再次，执行中不严格依法办事，对律师会见任加限制。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律师会见的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各部门的解释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就是这些不完善的规定在现实中竟然也根本得不到执行或者执行走了样。一些地方司法部门还制定了“政策”，使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较《刑事诉讼法》修改前更为复杂和困难，甚至出现了律师不能正常执业、当事人埋怨律师无能的尴尬局面，较为严重的情况就是律师在会见中被抓，其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犯。


　　（二）调查难。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没有独立的调查权，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律师对于辩方证人的调查要经过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其次，律师没有强制取证的权利，在律师自己取证困难的情况下，要向检察院或法院申请来协助收集、调查证据；再次，律师对于被害人和控方证人的调查权受到两个限制：一要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二要经过被害人或者其探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