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思路探索
李志刚 姚达武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要求我们在做好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新时期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新特点、新变化，进一步探索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新思路、新方法，统观全局，精心谋划，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随程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在改革、发展中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推动我区法制环境踏上新台阶。
一、 福田区人民群众矛盾纠纷工作基本情况
当前，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区司法、公安、街道、社区等各部门积极行动，加大社会综合治理力度，我区大的恶性刑事案件大幅下降，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然而，基层各类群体性矛盾时有发生，涉及社区群众日常工作及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社区稳定和发展带来了诸多隐患。为及时化解矛盾，将各种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我局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组织各辖区司法所、调委会、广大调解员，开展了大范围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做到了“抓早、抓小、抓苗头”，有力地维护了我区的社会稳定。
今年第一季度，我区司法局在各街道司法所、调委会和广大调解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耐心细致的调查了解，共排查出矛盾纠纷132宗，成功调处104宗，调解成功率达到78.8%。其中，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纠纷37宗，邻里纠纷36宗，赡养抚养纠纷1宗，继承纠纷2宗，房屋宅基地纠纷4宗，劳务劳资纠纷5宗，物业管理纠纷8宗，房屋租赁纠纷4宗，业主委员会选举纠纷4宗，市政建设引发的纠纷2宗，其它纠纷29宗。其中群体性纠纷13宗。对一些重大的纠纷隐患，各基层调委会人员做了及时调处和汇报，司法局领导经常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调解，有效防止了纠纷的激化。
在排查调处期间，我局还开展了处理涉法上访问题的专项行动，对排查出的纠纷隐患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领导挂案督办，效果非常明显，其中处理了香梅北片区居民因不满市国土局修建立交桥而多次上访示威的案件，福田街道天泽花园、黄洲、皇城小区业主委员会选举的纠纷，新大好、大百汇商场、华强北创景名店坊等商业城的租赁合同纠纷，福民新村、下梅林股份公司业主（股民）与管理处（股份公司）之间的纠纷等多宗矛盾纠纷。
在基层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有些矛盾纠纷已经成功化解，如新大好、大百汇商场的租赁纠纷已基本解决，其它纠纷也在进一步的跟踪处理中。
二、新时期福田区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新特点及原因分析
（一）新特点
1．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新政策时考虑不全面或不完善，对相对人利益造成一定冲击，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
随着社会各项改革逐渐深入，各阶层存在利益再分配和平衡的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在出台新政策和行政行为实施前应充分考虑各阶层的利益，尽最大可能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尤其是涉及到群众的利益，该补偿的要补偿，有的事情一时办不到要及时解释清楚，以免产生不利影响，及时安抚群众稳定民心。因此，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措施，在实施这些政策和方案时，对相关人的利益造成冲击是难免的。如香梅北片区居民反对修建香梅立交桥事件警示政府的行政行为应更加缜密。
2．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城市建设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改造带来了大批建设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给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如噪音扰民等，从而在居民和建筑单位之间造成了不少纠纷。因房屋拆迁安置带来的纠纷、居民因购买商品房发生的纠纷、居民与物业管理部门的纠纷也越来越多。比较典型的是天泽花园业主委员会选举纠纷、下梅林股份公司股民与股份公司因管理和分红问题而引发的纠纷、香梅北片区业主反对修桥事件，这些事件中涉及到诸多利益纠纷问题，解决起来有很大的难度。
3．城市居民收入两级分化，造成特困低保人员上访情况严重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策不完善，一些特困低保人员上省进京上访情况比较严重。市三建公司职工王治平、陈芳红夫妇在全国“两会”期间，偷偷跑到北京上访，后被劝回的事件，反映出一些困难群体，当其利益受到侵害时，往往在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信多不信少、信闹不信息，闹大事态，甚至专门挑选“两会”和其他重大政治活动期间进行，故意制造不良政治影响，以期得到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和解决。据调查，我区目前有特困户、低保户328户，户数比往年有所增加，因此需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帮扶，实施关爱工程，司法部门要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让法律的阳光覆盖到弱势群体。
4．矛盾纠纷程度增强、性质加剧
随着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从隐蔽到显露，矛盾纠纷程度增强已成为当前群众矛盾纠纷的一大突出特点。从信访情况看，过去上访的群众大多情绪比较温和，多数只在本企业、本系统、本社区反映情况或静坐等，现在则多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不少人认为“找企业不如找政府，找政府不如堵公路”，“小化大”，动辄封桥堵路，冲击党政机关，要挟党委和政府，甚至出现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意在把矛盾推向社会，扩大事态，以引起上层关注，其性质在逐渐加剧。
5．经济性矛盾纠纷日益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土地合作经营、生产经营、劳务关系分配收入等方面的经济矛盾纠纷逐步显现出来。由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而新的市场经营体制还不成熟，法制不健全，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市场管理方式落后、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等原因，致使矛盾纠纷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深层的经济利益关系上来。
6．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主体的外延进一步扩大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一些实发性矛盾纠纷事件的参加主体由改建旧城把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逐步扩大到在职职工，个体业主、退伍军人，甚至还有干部、教师、学生等；相近的血缘和地缘，共同的利益和情感往往将相关群体聚集起来；现代化的通讯联络手段容易将不同地域的人联系起来。如近来，团体聚集上访，家族势力死灰复燃，甚至开始插手和干预基层组织的政务活动。种种迹象表明，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主体的外延在扩大。
7．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与其它矛盾纠纷进一步交织
近年来一些具有“帮派”特点的社会势力与政府中某些掌权人物勾结起来，形成一种对社会的控制力量——社会恶势力。他们为非作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使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方面的案例在新闻媒体上已经屡见不鲜。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一些勾结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人民群众的矛盾纠纷如民族宗教问题，人权问题等等，煽风点火，造谣中伤，混淆是非，甚至台前幕后策划，意在造成社会动乱，从中渔利。
8．待业、下岗职工引发的纠纷和外来务工人员与雇主的纠纷日益增多
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很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很不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乃至破产；还有很多企业为了片面增强竞争力，纷纷改制、减员增效。因此，下岗职工日益增多，再就业的难度也很大。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完善，不少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有些在岗职工也因为拖欠工资导致生活水平的下降。从而，职工与企业的纠纷，下岗职工的婚姻家庭纠纷都大量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农村来深务工人员的增多，务工人员与雇主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愈来愈多，如工资纠纷、工伤纠纷等。
（二）原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社会转变型加快，社会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导致矛盾纠纷发展的趋势更加复杂多变。各种群众性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往往既有历史原因、政策原因、经济利益原因，也有处理方法不当的原因；既有群众要求合理的一面，也有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的一面；既有基层干部素质较差、管理方式落后、处理问题简单粗暴的一面，也有群众要求过高、不顾大局的一面；既有传统法制积淀与现代法制意识冲突的面，也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势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建设不适应的一面。各种矛盾纠纷成因交织在一起，加重了当前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复杂性。我们认为，总的来看，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区居民法制意识淡薄
目前，从福田区的主要居住人群来看，一部分是当地的农民和渔民，一部分是外地迁移来的农村人口，一部分是原工程兵及其家属，还有一部分是外来的务工人员，这些务工人员也大部分是外地农民，因而社区居民法制意识比较淡薄，比较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和对抗性矛盾。
2．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在资源分配、市场占有、生产经营、劳务关系、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逐步凸现。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法制不健全，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使各种矛盾纠纷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层次原因上来。
3．收入分配不公，造成居民收入两极分化
分配不公是当前我区经济领域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群众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纠纷突出地体现为“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分配不公。在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和“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公平和矛盾纠纷，高低收入人群差距悬殊。
4．干群关系的影响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某些干部的素质较低、思想工作乏力、政务公开的透明度不高等，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血肉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甚至有关系紧张、矛盾增多的趋向，突发性事件屡屡发生。有些干群纠纷完全是因为一些干部以权谋私，办事不公，缺乏民主作风，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甚至滥用职权、以权代法造成的。
5．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收入两极分化，特别是当地农民和渔民转为城市居民后，一些居民由于房屋拆迁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还有一些公司，如原建设兵团职工的子弟在中学毕业后，由于文化素质上的原因，一时找不到工作，整天就在社会上东游西荡，容易误入歧途，据调查，象这样的情况，在香蜜湖街道就达120多人。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不够。
6．司法信息工作不畅通
目前，我区司法局的信息工作启动的时间不长，司法信息员的队伍还在建设之中，也只仅落实到街道司法所这一级，还没有拓展到各个社区之中去，信息网络体系还很不健全，社区的群体性事件难以得到及时的反映，影响了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及时、迅速解决。
三、新时期正确处理福田区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思路
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矛盾纠纷调处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纠纷要综合考虑，标本兼治；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针对不用矛盾纠纷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法。
（一）处理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变化。这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体现居民间纠纷上，就表现为纠纷类型的复杂化、纠纷主体的多元化等。若不能正确、及时地化解和处理，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以及民转刑案件的增加，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和深圳经济的发展。
首先，我区应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调解工作真正成为化解民间纠纷的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努力探索人民调解工作制度的创新，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发展，扩大调解工作领域，完善调解组织网络，树立科学发展观，建立科学的调解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提高司法系统的工作水平。
其次，在基层街道党工委和司法所的指导下，各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每个人民调解员要深访调查，了解分析新时期人民群众纠纷的新特点及产生原因，区别不同情况，寻求解决纠纷的有效办法，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认真妥善地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群众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尽最大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再次，在排查工作中要突出重点，注重对社会上一些深层次的较复杂的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特别是要做到“两个加强”（加强对重点部位的排查，加强对重点人群的排查）、“四个防止”（防止自杀事件，防止刑事案件，防止群众械斗，防止群体性上访）。
（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创立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时，将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是非争论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归纳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在新形势下，在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的“三讲”教育，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我们要善于把这些成功经验运用到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去，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化，特别是要加强外来务工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矛盾纠纷的有效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律师实务——协议收购的法律程序

作者简介：唐清林，北京律师，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擅长企业并购律师业务，并对该业务领域的理论研究感兴趣，曾编写《企业并购法律实务》（副主编，群众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部分章节内容的摘要。
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

公司资本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存在并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公司之间的收购与兼并也就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现象。另外，资本的证券化使得公司收购活动可以越过目标公司管理层而直接同公司股东进行交易，证券市场的日益规范与完善也为活跃公司收购活动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如美、法、德、日等国，兼并与收购活动自19世纪以来历经五次兼并浪潮，近年来更是进行得如火如荼，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跨国购并可谓风起云涌。据统计，1999年美国公司购并案件1241件，总额达10726亿美元，占世界28.1%。相形之下，我国公司购并则起步较晚。
随着公司并购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1989年12月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条例》主要侧重与企业兼并的规范，但是可以说是对上市公司收购规范的源头，接着1993年国务院发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初步形成了上司公司收购制度的框架，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在总结《股票交易暂行条例》中有关上市公司收购的基础上，以第四章专门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从而为上市公司收购提供了更高一层次的法律依据，但是证券法的规定还存在诸多缺漏。最近的中国证监会于2002年9月12日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为上市公司收购提供了更细致、更规范的指导，至此我国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收购的案例层出不穷，在我国企业并购案例中的比例日渐上升。企业并购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上市公司收购由于其标的——上市公司——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导致上市公司收购较之于其他的企业并购，无论在理论认识或者实务操作更为复杂。基于上市公司收购在企业并购实务中的重要性，本书前文已就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及法律特征、分类、以及一般企业并购的一般规则作了详细论述，以下本文将着重介绍上市公司收购的程序问题。
依据中国证监会2000年9月28日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的规定，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收购人通过在证券交易所的股份转让活动持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通过证券交易所股份转让活动以外的其他合法途径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其获得或者可能获得对该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的行为。收购人可以通过协议收购、要约收购或者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获得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可见，实务中上市公司收购主要有三种方式：协议收购、要约收购、集中竞价收购，不同的收购方式其程序上有不同的要求。
我国证券法在收购方式采纳了将公司收购分为协议收购与要约收购的二元说。但是实际上，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在上市公司并购的实务中，协议收购是主要的收购方式，而要约收购则很少见。
作为一种独立的收购方式，依国外法学界的一般观点，上市公司的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于证券场所之外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达成股份购买协议以谋求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由于协议收购是仅在收购人与目标公司少数大额股东之间的行为，而将大多数中小股东排除在外，这就导致了大多数中小股东在并购中容易陷于被动的局面，难于贯彻公平原则，而且很难监管。正是基于此，许多国家都不支持协议收购的方式，即使在证券市场发达、监管措施较完备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只是通过判例确定了一些规则，在成文法中是没有关于协议收购的规定的。
我国的协议收购制度与国外比较而言有其特殊性。
首先，依据我国证券法第78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的方式。”由此可见，我国证券法以明文的方式确定了协议收购具有与要约收购比肩的地位。
其次，我国证券法没有对协议收购的概念作出明确的解释，也没有对协议收购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这是有原因的：与国外证券市场不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被分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国家股、法人股暂不参与流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证券法》认可了协议收购的方式，也因此导致了我国的协议收购在含义及适用范围上具有特殊性。
依照法学界的一般观点，我国的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与公司股票的特定持有人依照个别签署的协议或股份转让协议，取得他人非上市股票的收购行为。协议收购作为与要约收购相并列的一种收购方式，仅适用于国家股、法人股这些不能上市流通的股票。收购人是无法通过与流通股股东签订转让协议来获取上市股票的。因为从证券法第33条“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证券、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规定看来，这实际上确定了上市证券场内交易的原则，从而间接排除了协议收购流通股的可能性。从其适用范围中可见，《证券法》中关于协议收购的规定是针对国家股、法人股的转让而作出的阶段性规范，虽然在目前的状况下对盘活资产存量优化资本结构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是协议转让因为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问题，一直被市场诟病；而且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及国家股、法人股流通限制的取消，协议收购将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然而，由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与法人股均未上市流通，一般只能采取协议方式收购，而且其在上市公司股份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大，往往只有收购国家股或法人股才能达到控股目的，加上其收购成本远远低于要约收购，所以，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的实践中，对非流通股一般采取协议收购方式进行收购。
在中国上市公司的收购活动中，历经11年的股市发展，真正通过公开要约方式成功完成上市公司收购——即完全依赖公开要约收购来获得一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的案例还从未出现过。实践中发生的大量上市公司收购案例，全部都是以协议收购的方式进行的。据相关资料显示，2002年度上市公司共披露166起控制权转移的并购事项，其中涉及国家股的公司控制权转移的130起，涉及法人股的公司控制权转移的35起。由此看出，上市公司收购主要是通过协议转让国有股和法人股来实现的，在国家股、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的市场环境下，协议收购已成为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主要手段。
如前所述，一方面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协议收购仍然是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主要的收购形式；另一方面，协议收购有存在信息不公开、难于监管、容易损害目标公司少数股东的利益等诸多弊病，因此协议收购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依据我国《股票交易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收购人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上市公司的，应该在与上市公司股东达成协议后，通知上市公司，根据持股的比例，作出不同形式的信息披露，并申请股票停牌。若涉及的股权变动须取得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获得批准。交易双方可以将拟转让股份的托管并存放收购资金，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履行协议的风险。对于涉及触发要约收购义务的，应当依法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豁免情形的，可以进行要约豁免申请或备案。
二、协议收购的具体程序
1．收购双方协商收购事宜
尽管收购协议的当事人是收购方以及目标公司的股东。但是通常情况下，收购方进行收购之前会与目标公司董事会提出收购意向，双方就收购事项进行磋商和谈判，最终就收购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工作是在收购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秘密进行的。所以协议收购一般都是善意收购。
关于收购协议内容的协商和谈判的注意事项，参见本书关于非上市企业并购的兼并协议部分内容。
2．征得被收购股权所有人或其代表的同意，以及向有关主管部门申请批准转让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6条的规定，涉及国家授权机构持有的股份的转让，或者须经行政审批方可进行的股份转让的，协议收购相关当事人应当在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履行收购协议。
所以，如果股权转让协议涉及国家股或者（国有法人股），必须向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提出报告，申请批准。另外有些特殊股份的转让还必须征得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例如，在转让股份为外资股的情况下，必须获得外资管理部门的批准；如果上市公司为金融类公司，那么还必须获得中国人们银行总行的批准。如果出让的股份为非国有性质，那么股份持有人即为其所有人，只需征得持股股东的同意即可。
3．收购方与拟被收购的股权人签订收购协议
股权转让协议是上市公司收购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在协议中约定收购股份的数量、价格和履行方式、期限、双方的权利义务。股权收购协议实行的是有限的意思自治原则，即协议双方只能在证券法律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自由的协商。如果双方的协议内容超出了有关证券法的强制性内容，那么这些条款是无效的。我国法律对于上市公司协议收购的限制性规定包括：
（1）在上市公司的收购中，如果已经采取了要约收购方式进行收购，收购人在收购要约期限内，不能采取协议收购的方式进行收购。这是收购要约法律效力的必然要求。否则，一方面收购人对广大股民发出收购要约，同时又和控股股东进行协议收购的话，则很可能损害到中小股东的利益。这是股东权一律平等的要求。
（2）发起人所持的股份在公司成立后3年内不得转让。股份一经发行，原则是可以自由转让的，但是法律对发起人自由转让其持有的股份的期限，是为了维持公司财产的稳定，同时避免发起人利用手中掌握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损害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3）以协议收购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相关当事人应当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临时保管拟转让的股票，并将用于支付的现金存放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银行账户。这就是法律对于股权收购协议中关于协议涉及的股份和对价的支付方式的强制性要求。
（4）通过协议收购方式获取被收购公司股份并将该公司撤销的，属于公司合并，被撤销公司的原有股票由收购人依法更换。
（5）与要约收购一样，在上市公司协议收购中，收购人对所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得转让。这也是为了防止内幕交易，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保护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而设定的。
4．收购方以及目标公司必须履行的法定报告、公告义务
收购方以及目标公司在协议收购股权的过程中，双方签订收购协议以后必须履行法定的报告、公告义务，这实际上是信息披露制度在协议收购程序的要求。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始于1845年英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章程的公开以及招股章程所载内容披露的规定，其目的在于使投资者在购买股票之前能充分了解发行公司的有关信息，然后自行决定是否购买。英国公司法中的公开制度被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采纳，目前已被各国接纳为证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在体现为与上市公司收购有关的重要信息均应充分披露，使面临收购的目标公司股东能够自行作出有根据的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消除上市公司收购中的信息垄断，防止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行为的发生，从而真正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1）收购方应当依法履行相应的报告、公告义务
收购方依法履行相应的报告、公告义务实际上是信息披露制度中关于收购协议和收购意图的披露。收购者收购要约的具体内容和收购意图是目标公司股东作出投资判断（保有或卖出股份）的主要依据，因此，为保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防止有关人士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股权交易，各国的上市公司收购立法都对此做出了相当严格的规定。这也是保障股东平等待遇原则得以贯彻的基本前提。我国对此也有相应的立法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89条规定：“以协议方式收购上市公司时，达成协议后，收购人必须在三日内将该收购协议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报告，并予公告；在未作出公告前不得履行收购协议。”
这一点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2条有更为详细的规定，以协议收购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必须做的以下几点：
1）收购人在提出股份转让申请的次日，应当就转让协议事宜以及接受委托的证券公司名称做出公告，并通知该上市公司；
2）收购人应当在达成收购协议的次日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3）收购人应当同时将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抄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抄送证券交易所，通知被收购公司；
4）收购人还应当就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做出提示性公告。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82条关于要约收购中收购人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披露内容的规定，在协议收购中，收购人有关证券监管机构报送、抄送的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收购人的名称、住所；（二）收购人关于收购的决定；（三）被收购的上市公司名称；（四）收购目的；（五）收购股份的详细名称和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额；（六）收购的期限、收购的价格；（七）收购所需资金额及资金保证；（八）报送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时所持有被收购公司股份数占该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2）目标公司的公告义务
这实际上是信息披露制度要求目标公司董事会对收购所持意见及理由进行披露。在上市公司收购中，虽然收购实际上是收购者与目标公司股东之间的股份交易，与目标公司的董事无关，但由于上市公司收购会导致目标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而控制权转移的后果则往往意味公司经营者的更换和公司经营策略的变化，这对目标公司原经营者的利益、目标公司股东的利益都至关紧要。实践中目标公司的董事为了维护自己的或公司的利益，常常利用自己经营公司的权力促成收购或采取各种措施来挫败收购，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直接关系到目标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目标公司股东在决定是否接受收购要约之际，目标公司经营者的态度，往往是一项重要的参考。因此，信息披露制度要求目标公司董事会公开其对收购所持的意见和理由，这是防止董事会成员谋取私利的一种有效措施，也是对董事会成员的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方式。
目标公司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5条的规定要做到以下几点：
1）被收购公司收到收购人的通知后，其董事会应当及时就收购可能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发表意见，并附上理由；意见书中必须注明董事会是否与收购者就此次协议收购或行使目标公司表决权事项达成任何合意或谅解等情况；持有目标公司股份的董事是否应此次收购而计划售出或不售出其股份。
2）独立董事在参与形成董事会意见的同时还应当单独发表意见；
3）被收购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要的，可以为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等专业机构提供咨询意见。
4）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和专业机构意见应当一并予以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