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冤案的侦查学反思

毛立新

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那么，面对佘祥林“杀妻” 冤案，如果从侦查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获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在此，笔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调查尸源，确认死者——侦查错误的起点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首要的一环在于查明尸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是谁，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查明死者身源的主要方法有：组织群众辨认尸体和现场遗留物品，深入摸排失踪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发布认尸布告，向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请求协查，进行指纹、血型、DNA鉴定等。其中，利用指纹、DNA鉴定最为可靠.但如果不具备鉴定条件，而只能凭借辨认来确定身源，则必须开展深入细致的核对工作。如，必须邀请死者的家属、亲人、朋友、邻居或同事等进行反复辨认，不仅要对死者的性别、年龄、体态、身高等一般特征认真核对，更须对疤痕、畸形、痣、血型等特定特征仔细核对;不仅要对现场遗留物品、死者衣着、包尸物品等进行核对，还要对失踪的时间、地点等加以核对。最终，只有在根据充分、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死者身份，并据此开展侦查。否则，如果尸源确认有误，则整个侦查工作必然误入歧途。
佘祥林一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尸源开始的。案件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 此后不久，于4月11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此种情景下，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但这种推测仅仅是一种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确实与否，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验证。验证的方法，正如上面所述，警方可以发布认尸布告，排查失踪人员，组织群众辨认，进行医学鉴定等等。此案中，由于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的条件非常不好，因而更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注意通过尸体的细微特征来确认死者，必要时必须进行科学鉴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佘祥林一案中，警方在确认尸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粗疏和草率。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那么，在这种真伪不明、疑漏百出的情况下，警方又何以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呢？难道仅凭张在玉的体貌特征与无名尸体有几分相像，就认定死者系张在玉？事实上，上述疑点的存在，本该引起警方的重视，并进一步采取核查措施。如，警方可以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死者的DNA、血型进行检验，以寻找更多的确认根据等。但警方不仅未对尸源问题继续深追细查，而且，还进一步以尸源的错误认定为起点，大刀阔斧地将侦查继续向前推进。
二、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冤案铸成的关键
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祥林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因“涉嫌谋杀妻子张在玉”，被公安机关带走接受审查。随后，等待他的是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此为所谓“车轮战”，是一种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折磨，目的是使嫌疑人极度疲劳、极度困乏，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招供。
但是，佘祥林一案与其他冤案仍有不同，此案中，受害人张在玉实际上并没有死，也就是说，所谓佘祥林杀害张在玉一案根本不存在。照此道理，不管如何严刑拷问，佘祥林也交代不出所谓的“犯罪事实”来。退一步讲，即便警方认定无名尸体就是张在玉，但佘祥林并未到过埋尸现场，他也是无法交代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来。也就是说，单靠刑讯并不必然导致冤案，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供述来。那为什么刑讯能够制造诸多冤案呢？究其原因，除刑讯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诱供、指供的大量存在。佘祥林一案亦是如此，与刑讯逼供同步粉墨登场的，就是赤裸裸的指供和诱供。
所谓指供，就是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令犯罪嫌疑人陈述。所谓诱供，是指用不正当的方法诱使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设想或推断陈述。在佘祥林的申诉书中，曾列举了办案人员指供、诱供的几个场景：“刑警队的指导员问我，‘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尸体是埋在山上吗？告诉你，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从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的‘把水抽干’，我猜到他们说的意思，是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就这样，他们不停地体罚‘提示’，逼着我录口供。”
　　佘祥林还在申诉书中描述了县公安局副局长韩友华参加的一场审讯：“侦查员问我如何沉的尸，因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也无法说清楚，只好胡乱交代，‘用木桩钉在水里’，这时，那个指导员对韩友华说，‘有用被单包着人和石头沉尸的，有直接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尸体上的，有用麻袋装着人和石头沉在水里的，那个袋子是麻袋吗？’听了他俩这么说，我想，‘既然是袋子，不是麻袋，会不会是蛇皮袋？’于是交代‘是用蛇皮袋装着石头沉的尸’。这时，韩友华又问我，‘蛇皮袋装了石头总不会直接压在尸体上，总有什么连着吧？’我猜不出，刑警大队长卢定成不耐烦地解下了自己脚上的两根皮鞋带结好，问我多长、多粗，手感如何，看着卢定成这样的举动，我猜着说是‘用比香烟还细点的尼龙绳’，这时韩友华骂道，你是没吃够亏的原因吧，那是尼龙绳吗？我于是改口说是麻绳。 ”
这段描述，活脱脱再现了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互为策应、协同作战的场景。可以说，正是严刑之下的指供和诱供，才导演出了佘祥林供述杀人过程的天方夜谭，才有了现场吻合一致的有罪供述，才出现了荒唐错误的有罪判决。因而，我们可以说，诱供、指供之弊害，比之于刑讯更甚。在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了忘记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指供和诱供。
三、有罪推定，片面取证—— 一错到底的悲哀
如上，在案件侦查的关键两步——确认尸体身份和认定犯罪嫌疑人上，警方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警方的认定意见，无论显得多么可靠，都只能是一种带有推测性质的侦查假说。这些侦查假说要成为侦查结论，并进而成为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和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还必须经受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严格检验，还需要运用证据加以验证。如果没有证据的支持，侦查假说就不能成为侦查结论，侦查结论更不能成为起诉意见和有罪判决。
那么，佘祥林一案为何一错到底，一路畅通呢？是案件证据真的扎实可靠，无可指摘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杀人案件本身尚不存在，杀人证据又何谈“确实、充分”！实际上，此案侦查、起诉、审理过程中，都发现了许多疑点，但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之下，司法机关失去了一次次纠正错误的机会。
仅就侦查取证而言，由于有罪推定的深刻影响，使警方偏离了客观、全面、深入、细致的侦查原则，陷入了弄虚作假、片面取证、罪疑从有的误区：
一是弄虚作假。除了通过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炮制虚假口供外，此案还有其他虚假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该笔录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作为重要证据的作案“行走路线图”和“指认现场”记录又如何得来的呢？我们看看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的表述：“侦查员叫我将关桥水库机台的构造画出来，可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且根本就没有杀人，怎么能画得出来？就这样，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了一张。”“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而后要我交出杀人的石头，我准备随便找一块石头给他们，谁知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石头，他们又见我实在找不到石头，就直接将我架到堰塘的另一头站定，问我尸体沉在哪里，我见某某（注：此处隐去姓名）面对着堰塘，且我们站的地方有很多纸，就猜着说在这里，他们就给我照了相。”为了所谓“铁证如山”，侦查人员不惜弄虚作假，如此任意裁切事实，冤案岂能不成？
二是片面取证。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四处寻访张在玉的下落，一年后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几个曾经见过张在玉的村民，并请求村民写了一份书面证明。按说，只要侦查机关认真核实，纠正错误尚有可能。但证明交给公安机关后，不仅没引起注意，还说她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刑警大队将其关进看守所达10个月。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因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湖北省天门市姚岭村石河乡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也连遭厄运，其妻被关了3个月，他和儿子为躲避公安抓捕也不得不外出逃避。这是有罪推定指导下的片面取证，只关心能够定罪的证据，对可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不仅不闻不问，甚至肆意掩盖。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践踏了有关证人的合法权益，还使侦查工作一次次失去了纠错的机会。
三是罪疑从有。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对侦查结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法律上只能对犯罪嫌疑人作无罪处理。此案证据存有诸多疑点，比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这些疑点没有澄清的情况下，警方自然不能终结侦查、移送审查起诉，而只能得出佘祥林无罪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使警方走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歧路。
历览古今中外，侦查破案、打击犯罪都应是一项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事业。面对犯罪的侵扰，我们需要警察来保护社会安宁。但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旦偏离科学和法治的轨道，必然伤及无辜。透过对佘祥林一案的反思，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和法治，乃是侦查不可或缺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mlx_2003@163.com）



关于尽快修订劳动法，降低维权成本，保护劳工权益的建议

成都市政协“农民工维权”课题特邀专家组成员、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　牛建国

我国劳动法从1995年起实施，对于规范劳动市场，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该法制订时正值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间，其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形势。本文就劳动法关于维权程序的设计结合当前劳工维权的实际状况提点不够成熟的建议，以期对劳动法的早日修订有促进作用。
一、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仲裁时效太短。
《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在劳动法实施前，仲裁时效主要适用《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六个月的规定，劳动法实施后，则执行六十日的规定，超出该期限申请仲裁的则可能被法院驳回，这就是目前对于仲裁时效的主要规定。
笔者以为，劳动法对于仲裁时效规定过于短暂，不利于维护职工的权益。
1、 仲裁时效是民事时效的一种，劳动争议也是民事争议的一部分，应该统一适用民法通则对诉讼时效的规定。
如果没有劳动法（含配套法规，下同）对时效的规定，对于仲裁时效适用民法通则中时效规定应当没有争议，但劳动法偏偏对时效作出了特别规定，远远短于民法通则对于一般时效的规定，虽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但劳动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对母法如此突破从法理上讲有不当之处。
2、 近年权利保护意识增强，时效有延长趋势，时效规定过短不切国情，不利于对劳工权益保护。
1999年合同法的制订时对部分时效作了延长，基本上能与国际接轨。在物权法的起草过程中，要求延长时效的呼声一浪胜过一浪，过去时效因技术原因证据不宜保存而规定过短的理由已基本不存在。近年来，在平息社会矛盾、特别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各级司法机关对权利保护的意识正在逐渐加强，但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这是基本国情。而作为高级劳工在数量上毕竟是少数，况且也不一定有很强的法律意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体力劳工占绝大多数，如果一部专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连大多数劳工的权益都不能保障，显然不能够达到立法目的。
（二）维权程序冗繁，成本过高。
劳动法规定了两种维权途径，一是行政处理，通常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二是司法途径，即劳动仲裁。由于劳动监察部门人员、经费等普遍不足，实际上达不到理想的覆盖面。因此，劳动仲裁就成了很多劳工“自已”的维权途径。之所以说是“自己的”，一是因为仲裁有一套程序，不像劳动监察那样爱理不理；二是很多劳工并不充分信任劳动行政部门，不服仲裁可以起诉，不服行政处理有时反而上告无门；三是仲裁费用是自己出的，不占用太多国家资源。
劳动仲裁有着自己独特之处，当然，这也是学者们抨击最多的原因。
1、 劳动仲裁“一裁不终局”。
仲裁原有之意是指将争议交给中立的第三人依先前的规则裁决，国际通行的做法是“一裁终局”，一旦裁决下达，原则上当事人即失去了将争议再次提交司法救济的机会，这一点我国在《仲裁法》中也予以认可。但劳动仲裁显著的特点就是“一裁不终局”。《劳动法》第八十三条规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诉讼程序的安排，只要当事人起诉，仲裁裁决就不能发生效力，哪怕仅仅对仲裁中的费用分担不服。
2、 劳动仲裁机构“不民不官”。
我们通常所说的仲裁是指商事仲裁。法律规定，商事仲裁的仲裁机构必须与任何政府机构不发生任何利益上的联系，即仲裁机构具有民间性质。根据劳动法规定，劳动仲裁机构即各级政府（一般只设至市一级，部分设立至省级，如四川）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则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实际上主要由政府劳动部门主导，用人单位方面、甚至工会一般都没有代表参加。仲裁机构不民不官，象是常设的，更象是临时的。
3、 当事人无选任案件仲裁员的权利。
商事仲裁中，仲裁庭的组成通常由争议各方从列表中各选一名仲裁员，再商定或者指定首席仲裁员，以保证仲裁程序的公正透明。劳动仲裁程序中，争议各方无权选择案件仲裁员，甚至他们对仲裁员的资格都无从得知。
4、 仲裁与否选择权不在当事人。
商事仲裁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仲裁的合意，通常表现为仲裁合同或者仲裁条款，否则不予受理，仲裁程序受理了法院通常也不得受理。这就是说仲裁与否的选择权在当事人自己，而劳动争议仲裁却是诉讼前的必经程序，由不得当事人自己做主。
5、 诉讼保全程序缺失。
劳动关系中，争议所依赖的证据很大一部分都保存在用人单位，劳工方面举证困难，法律又未规定证据保全制度。在现有的程序设计上，为了保护劳工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干脆规定，在劳动案件中将举证责任一律推给了用人单位。但这仍然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财产保全缺失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提起仲裁时，特别是面对群体性诉讼时，用人单位转移财产悬空债务的情形常有发生，而遗憾的是劳动仲裁中并无财产保全制度的设计。显然，保全制度的缺失加上不菲的诉讼成本，提起劳动仲裁对劳工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6、 成本过高，一旦起诉前功尽弃。
劳动仲裁程序的配套规定对于仲裁收费规定得最具“迷惑性”，案件受理费规定每件每人只收20元。殊不知除此之外还规定仲裁庭可以收取“案件处理费”，以实际支出为标准，且规定争议双方都收。单从这一点来说收费程序可以说“滴水不漏”，比法院收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成都市调研的情况来看，“案件处理费”从200－1000元不等。可见，提起仲裁的成本过高，而一旦起诉仲裁裁决便不发生效力，除了仲裁过程中留下的证据外，仲裁的意义并不太大。
劳动法制订的宗旨是保护劳动者，这一原则当然也适用于仲裁程序中。从前述内容可以看出，劳动仲裁这一程序设计并不能保护劳动者，反而是保护用人单位。比较明显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延长了诉讼周期。一般的民事程序只有两级审判，通常会在9个月内结案，而劳动仲裁程序通常会在2个月内结案，也就是说劳动案件终审期限在11个月内是合法的，这还不包括劳动能力鉴定期间和工伤认定期间。二是加重了劳工的维权负担，即使仲裁程序劳工方面胜出，用人单位也不会付钱，因此只要轻轻一纸诉状便可将仲裁裁决撕得粉碎，剩下的几个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即使最终用人单位输掉官司，漫长的诉讼周期也会让劳工方面疲于应付。
二、劳动法修订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以上缺陷之外，劳动法在各地并不统一实施。在实体方面，表现在社会保险待遇方面尤为明显，在社保适用人群、开征时间、征收标准等方面全国各地五花八门七十二调。拿成都来说，基于城乡的现实差异，在大喊“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下，却对社保问题实行城乡二元制，劳工户口如果是居民性质实行单列保险，如果是农民购买综合险，其标准和保险待遇当然也就低得多了。在劳动争议程序方面，劳动法并未作统一规定，各地规定虽大体相似，但差异仍很明显。这些方面也与我国单一制政体的国情不符。因此，笔者建议，在修订劳动法时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劳动仲裁程序的存废问题。
笔者并不力主存或者废。如果存，则建议总的原则参照商事仲裁执行，实行一裁终局，指导劳动仲裁机构以民间性质单设，这样才能提高争议解决效率。如果废，则应当立即着手解决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对劳动法不够专业的情况。
（二）统一劳动争议程序法。
如果劳动仲裁程序继续保持，则应当统一解决劳动仲裁所适用的程序法，在劳动法中不要留太多的空白。
（三）为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定下基调。
社会保险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从全国范围来讲，养老保险自1991年实施，医疗保险自1998年实施，失业保险自1999年实施，工伤保险自2004年才统一实施。而关于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规定于2001年才开始实施。此外，各地标准也不一致。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社会保险统一立法，可在劳动法中作一些原则规定。
（四）可将劳动合同法编入。
关于合同方面的法律编排目前主要规定于合同法典和其他法律中。1999年合同法典制订的目的就是要制订统一的合同法，实际上也废止了以前分别实施的《技术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对于《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的规定、《劳动法》中对劳动合同的规定、《专利法》对专利合同的规定等则予以保留，但原则上不再在合同法典外单独对合同立法。可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已经摆上了专家们的案头，并且已列入明年的立法规划。在该还未正式启动立法程序前，笔者斗胆建议推迟该法的审议程序，将其编入修正后的劳动法。
以上是笔者，结合自身的司法实践的仓促之作，望能对劳动法的修订工作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