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的董必武是如何与法律结缘的？

作者：宋飞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壁伍，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省黄安（今黄冈市红安县）县城城关镇南正街的一个穷教书先生家里。其祖父董其元生他父亲董基文等八男一女，董必武出生后，全家大小近30人在其祖父死后，由其做酱园生意做不下去的大伯父董其浚主持家务。全家人和睦相处，得益于一套严格的家庭管理制度，长幼序次、财务管理、住房排列、兄弟排序、妯娌相处、家教礼仪、对外应酬、婚丧嫁娶等都有详细而又严格的规定。在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供他一人外出读书而无一人有争议，就可想而知。董必武从小就受到这种类似于“罗马父权家庭”的依规办事的熏陶，这给他以后法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迪。
1903年，18岁的董必武，又在全家人的鼓励下，赴黄州府考棚街报名应试，中了秀才。1905年春，董必武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当时的重点中学——武昌文普中学堂（即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名人都是出自这所学校）。在武昌学习期间，他看到康有为提倡维新运动的书籍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对他们所宣扬的改革朝政、变法图强的议论，感到十分新鲜，又被他们富有感染力的流畅文笔所吸引。
1909年，青年董必武就带领同学们与学校违规行为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一年，董必武在武昌文普中学堂读四年级时，提学衙门要学监纪矩伟办文高等学堂。纪矩伟想把文普中学堂的三、四年级学生转入文高等学堂学习，决定不按原规定发给这两班学生毕业文凭。学生们因为入学时规定的公费学习，后来改为自费；原来规定的五年毕业，现在又要改为八年，普遍不满，提出反对。但谁都怕因闹事被学校开除，不愿出面。董必武品学兼秀，大家认为学校找不到开除他的理由，便一致推他为领导人。他向大家表示：不干则已，要干，就要破釜沉舟干到底。于是，他带领同学们与学监纪矩伟论理，未得到完满答复，又到省提学衙门请愿。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这场小规模的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关于这场风波，让我想起了21世纪头五年发生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博士、毕业证行政诉讼案、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学籍与户籍管理案、白紫山等五名学生诉武汉理工大学、王玲诉武汉工程大学（原武汉化工学院）拒绝颁发学位证这几个案子，虽然董必武采取的是类似于现在的涉法上访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我觉得他无疑是新时代大学毕业生法律维权行动的先行者！
1914年1月，董必武在参加孙中山策划的武装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得到朋友的资助，于同年2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关于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这所学校，我现在已经查不到它是现在哪所国际型大学的前身。但是在日本，历来都是私立大学学费比公立的贵，但办学提倡学以致用，质量仍是世界一流。因此我个人认为，董必武的选择是对的。他在这里系统地接受了日本法学思想，提出了“我们中国也需要建成一个有法度的国家”的主张，得到了正在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的首肯，并提出袁世凯同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违法，在日本带领留日学生掀起了反袁浪潮。试想一下，现在中国南海被各国虎视耽耽，却没有一个重量级的本土国际法专家出来说句话。想想人家董必武，28岁在海外留学时还这么关心国内大事！
1915年，董必武两次在家乡入狱，亲历了北洋军阀伪法统的黑暗。1915年6月，董必武奉孙中山之命和张国恩一起归国，回到故乡湖北，谋划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军事活动。当时，驻武昌南湖炮兵团团长李愈友是董必武的旧友，也是革命党人。董必武到武汉后，和李愈友密商如何策动军队起事反袁。而在这之前的5月，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沉沦的边缘。为了对外卖国，对内复辟，袁世凯到处布置密探，加紧对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血腥镇压。董必武在武昌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北洋军阀的注意，被密探紧紧盯住，处境十分危险。他只得潜回老家黄安，在县城高等小学堂为四叔董素怀代课。因叛徒告密，北洋政府得知了董必武是中华革命党人，董必武还没来得及转移，即被黄安县反动知事王立廷捕押入狱。董必武被捕是黄安县署奉湖北省军务督办段芝贵、巡按使段书云会衔密令缉拿的，拿获后即解省法办。情况非常严重，如若解省，必有生命危险。经多方营救，王立廷迫于社会舆论，答应暂缓解省。这时，黄安知名人士——黄州府中学（即今黄冈中学的前身）校长陈逵九（董必武1910年至辛亥革命前曾在该校任教）又赶到武昌面见巡按使段书云，利用他与段书云在清朝军机处同事多年的关系，请求对董必武从宽发落。段书云碍于老友情面，答应不予追究。这样，王立廷才于同年9月答应交保释放，并责成保人担保董必武不得离开县城，随传随到。不料到了这年12月，正当袁世凯下令称帝的时候，反动知事又奉段芝贵、段书云密令，以“孙的党徒、图谋不轨”的罪名，再次将董必武逮捕，关押在黄安县监狱，使董必武受尽了伪法统之苦。
董必武的再次逮捕，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公愤。1916年6月，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中一命呜呼，复辟丑剧就此收场。黄安人民立即开展了营救董必武出狱的请愿活动。黄安知事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加之两次监禁都没有从董必武的口里得到任何“罪证”，只得装模作样，推卸责任，假装友好地释放了董必武。
董必武的牢狱经历，让我想起了曾两次因“经济犯罪”含冤入狱的当代刑法学家邱兴隆。虽然时代不同，一个是湖北黄冈人，一个是湖南湘乡人，但是监狱体验的相同经历，造就出不同时代的两大杰出法学家！
董必武恢复自由后一度回到武汉，之后又于1917年2月11日离开武汉到日本参加东京神田区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毕业考试。这一时期，日本思想界异常活跃，有关社会问题的著作也越来越多，他开始接触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渐渐认识到他们对旧社会的揭发虽有相似之处，但革命方法却迥然不同，应该进一步仔细研究。带着这种想法，董必武又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
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以维护《临时约法》和恢复国会为号召，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发动护法战争，这时，董必武和姚汝婴应驻防川县的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之邀任司令部秘书，共谋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1919年1月27日夜，靖国军唐克明勾结川军旅军方化南，乘蔡济民不备，袭击蔡部将蔡谋杀。当时正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的董必武闻讯很快赶回，可人们尚不明白事情的真象。他在与同事们处理蔡济民的后事时，发现了唐、方勾结谋杀蔡济民的电报多封，才揭出了案件的本来面目。同事们对于这种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谋杀感到无比愤慨，公推董必武到上海向孙中山有关方面申诉。董必武到上海后，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汇报了事情的经过。但孙中山在一年前就被排挤出护法军政府，虽对蔡济民被害深表同情，因无实力也无计实施。董必武于是联合苏成章等靖国军成员，在报上发表公电，陈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呼吁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昭雪。然而蔡济民一案还是不了了之，以无结果而告终。董必武的这次法律维权经历，就远远没有学生时代幸运了！
“五四”运动前夜，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注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国内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正以新的姿态在全国蓬勃发展。董必武以浓厚的兴趣，如饥似渴地研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1928年，他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蒙运动，提倡这种运动的是《新青年》、《新潮》等刊物。首先是文体的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我们看了这些刊物和李汉俊介绍的几种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觉得中日两国的杂志当时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茫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社会主义，且只有文字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我们几个人都很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五四”运动的爆发，给董必武的思想发展以新的推动。他与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等人，几乎天天聚会，交换书籍，讨论天下大事。董必武在读书的同时，以严肃的态度回顾自己历经坎坷的道路，思考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教训。他认识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成果被北洋军阀篡夺了。此后，国家四分五裂，人民更加困苦不堪。在这艰难的岁月里，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多年，屡遭失败，深感中国需要继续革命，但旧的革命路子又行不通，于是迫切希望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出路。他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各种新思潮加以对比研讨，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在一些国家虽已实行，但在中国已被证明难以实现；无政府主义虽很流行，但空想的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主张和办法，比较切实可行，可以作为榜样。董必武逐渐领悟到中国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革命的方法，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董必武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尽管还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和世界问题，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约他们在武汉筹建同类性质的组织。董必武非常高兴，迅速复信表示同意。最先结合在一起的只有董必武、张国恩（数月后又退出小组）、陈潭秋三个人，随后又有刘伯垂（已由上海回武汉，开办律师事务所）、包惠僧、赵子健参加。1920年８月，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秘密召开了会议，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会上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抄写的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由刘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并研究了早期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他们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遗址大致位于今武昌黄鹤楼南路公交车站附近、武汉市三医院围墙西北角)作为党的机关，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刘芬（刘伯垂的别名，刘曾在广东司法界活跃）律师事务所”亦挂此处，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之后，据说董必武承办了第一个案件获得了胜诉（具体什么案件已经无从考证），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自此，34岁的董必武一下子成为湖北境内颇有名气的教育家和大律师。

作者简介:宋飞，1980年12月11日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现在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政府法制办工作。

参考文献：
1、秦永高 秦基楚，《董必武法学思想形成初探》，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2期（总第3期。2011年6月版）
2、秦基楚，《浅析董必武“依法办事”理念形成及历史意义》，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3、董德文，《坦直忠诚报国家——读董必武诗歌感想》，原载《黄冈法学》2011年第6期（总第7期。2011年12月版）
4、百度搜索：董必武

论 善 意 取 得

田 翠

==============================================================
内容提要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上
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对善意取得的概念、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动
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进行了阐述。
以期对我国的物权法、民法典的建立尽绵薄之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字 物权法 善意取得 善意第三人 无权处分
==============================================================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应当规定在物权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项交易规则，其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维护正常的商品交换，能有利的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行的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尚未确认善意取得制度，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承认善意购买者可以取得对其购买的、依法可以转让的财产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指出：“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一、善意取得概述
（一）善意取得的含义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另一种认为善意取得既可适用于动产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从理论渊源上看，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但从价值基础和理论基础上看，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亦无不可。动产善意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将其有权占有的他人的动产交付于买受人，如买受人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原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不动产善意取得，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无权处分不动产的让与人交易，如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则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原不动产所有权人不得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
按照法律的一般规则，只有所有权或受人之托、代他人处分的人才有处分或买卖财产的权利，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之物，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其所为的法律行为须于事后取得其权利或经该他人之承认，始生效力，而且，所有权具有追及性，可直接向买受人追回原物。但善意取得制度的意义在于阻却所有权人的追及，允许善意的买受人取得受让物的所有权，保护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已经完成的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所有权人的利益。法律为何会作出这样的抉择呢？这就涉及到善意取得制度的价值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渊源。
（二）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为近代以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民法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涉及民法财产所有权的静的安全与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之保护问题。保护静的安全即是对所有权给予绝对的保护，保护财产交易的动的安全即是对财产流转的保护。善意取得制度本质上是平衡所有权人利益和善意受让人利益的一项制度，一方面旨在一定程度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保证所有权安全，保持社会秩序的平和稳定，另一方面又侧重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利益，促进交易便捷和保护交易安全。当在保护真正的权利人与保护善意受让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鼓励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使受让人形成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 、对受让的标的物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这就对当事人从事交易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其对交易产生安全感，并能大胆地从事交易。保护善意的受让人将有利于建立一种真正的信用经济，并使权利的让渡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进行。在此种情况下，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的限制，亦含有把真正权利人选任托付自己财产的当事人考虑不周的责任归咎于他，他自己也应当承担不当选择的不利后果的意思。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民事主体，都对财产的来源情况进行详细考察，无疑会滞缓交易进程，影响社会经济效益，不利于信用经济的建立，也会从根本上破坏市场经济的存在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日益频繁、交易过程纷繁复杂，且交易越来越需要迅速快捷，因此不可能要求交易当事人在从事交易之前，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去调查了解标的物的权利及变动状态，了解交易的对方是否有权作出处分，否则不仅会使交易难以迅速达成而且也会防碍交易的正常进行。善意取得制度适应我国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应确立为民法典中的一项重要制度。
（三）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就实质来看，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种以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为代价而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的制度。法律为何要牺牲财产的静的安全以保护财产的动的安全呢？这便涉及到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的问题。关于善意取得存在的理论基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致有以下观点：（1）取得时效说。时效制度，以时间及时间之经过为其构成要素，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与时间及时间之经过没有联系，所以，时效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是两种各自独立的制度。（2）权利外形说。占有人应推定其为法律上的所有者，故受让人有信赖之基础。（3）法律赋权说。善意取得是由于法律赋予占有人处分他人所有权的权能。（4）占有效力说。善意取得系由于受让人受让占有后，占有之效力使然。大多数学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上承认占有公信力的逻辑结果，即赞成权利外形说。
善意取得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方式，所有权属于物权，物权是一种对世权，物权对世人的对抗是以对方知情为前提的。因此，物权必须具有向世人公开的手段，这就是占有和登记。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为登记。物权的变动以占有和登记为公示方法，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占有和登记所表现的物权状态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占有仅对动产具有公信力，即动产的占有人即被推定为所有权人。第三人正是基于占有来判断无处分权人是所有人，因此信任他应有处分权而为交易行为的。受让人信任的基础是占有的公信力。对于不动产，只有登记证书才能表征所有权，标的物的转移占有并不移转所有权，只有经登记取得证书后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但是，不动产交易也会因登记错误、疏漏、未登记等原因发生无权处分问题，若不动产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动产时出于善意，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维护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应当允许第三人获得不动产的所有权。
（四）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渊源
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调整无权转让关系的法律有两种不同的立法原则，即罗马法的“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日耳曼法的基于“以手护手”观念，采纳的“所有人任意让他人占有其物的，只能请求该他人返还”的原则。罗马法的原则侧重对所有权人的保护，日耳曼法的原则侧重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罗马法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即使受让人为善意，所有权人也可对其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罗马法并非完全无视受让人的利益，而是规定善意受让人可主张时效取得。日耳曼法认为一旦权利人将自己的财产让与他人占有，只能向占有人请求返还占有物，如占有人将财产移转给第三人时，权利人不得向第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只能向转让人请求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虽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的原则，但二者在制度设计上仍存在差异。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采取的是限制所有权追及力之结构，而且适用时根本无须区分受让人为善意还是恶意；善意取得制度采取的是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之结构，其目的在于积极地使受让人取得所有权，而非仅仅消极的限制原所有权人之恢复请求权。
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源于日耳曼法，是因为在日耳曼法上占有与所有权并未严格区分，占有其物者即有权利，而对物享有权利的也必须占有物，因而受让物的占有者，可能取得权利，而有权利但却未直接占有其物时，其权利的效力也因之减弱。当动产所有权人以自己的意思，将动产托付于他人而由他人直接占有时，所有权人权利的效力减弱，一旦直接占有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就无从对该第三人请求返还。善意取得制度之所以不能追溯到罗马法，是因为在罗马法上所有权概念出现较早，占有和所有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概念，所以无法演绎出以受让人误信物的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为适用前提的善意取得制度。
二、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将要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民法体系中，应将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如下构成要件：
（一）受让人须为善意
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由于善意只是受让人取得财产时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况很难为局外人得知，因此，确定受让人是否具有善意，应考虑当事人从事交易时的客观情况。如果根据受让财产的性质、有偿或无偿、价格的高低、让与人的状况以及受让人的经验等可以知道转让人无权转让，则不能认为受让人具有善意。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时必须是善意的，至于以后是否为善意，并不影响其取得所有权。如果受让人在让与人交付财产以前具有恶意，则可以推定其接受财产时为恶意。
（二）受让人须通过有偿的法律行为而取得所有权
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保护交易安全而设定的，只有在让与人和受让人之间存在交易行为时，法律才有保护的必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除要求交易行为中让与人无处分权外，必须具备法律行为的其他一切生效要件，如该交易行为本身无效或可撤销，则不能发生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还应以受让人有偿取得动产为前提。若无偿转让动产，在许多情况下，本身就表明该动产的来源可能是不正当的，此时一个善意的受让人是不应受让这样的动产的；同时，受让人返还这样的动产并不会给其造成大的损失，受让人应返还该动产。
（三）受让人须实际占有由让与人转移占有的动产
所谓动产占有之转移，包括四种情形：现实交付，简易交付，占有改定，返还请求权之让与。现实交付，即直接占有的转移。简易交付，即受让人已经占有动产，则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占有改定，即动产物权的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仍然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这样，在物权让与的合意成立时，视为交付，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返还请求权让与，即动产由第三人占有时，出让人将其对第三人的返还请求权让与受让人，以代替交付。在现实交付及简易交付场合，因受让人都已直接占有动产，其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权利，自无疑义。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依占有改定方式进行交易时，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考虑，不宜支持占有改定方式下的受让人取得所有权。可见，只有当受让人实际占有该动产时，才适用善意取得。
（四）客体物须为（以交付为物权的公示方法的）动产
动产，是指能够移动而不损害其价值或用途的物。动产的公示以占有为原则，登记为例外。以登记为公示原则的动产，如航空器、船舶等，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自近代以来，物被区分为占有委托物与占有脱离物，这通常是各国建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租赁、保管等契约关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等实际占有的、属于出租人、委托人所有的物。简言之，它是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占有脱离物，是非基于真正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之物，如盗品、遗失物等均属占有脱离物。占有脱离物原则上不发生善意取得，而占有委托物则相反，原则上得发生善意取得。这样规定同样是基于上述善意取得之价值基础的考虑。
（五）让与人须为无处分权人
无处分权人是指没有处分财产的权利而处分财产的人。若让与人为有处分权人，则其转让为有权行为，不欠缺法律依据，自然无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一对关系密切的制度，两者完全不可分割。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而善意取得则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当真正的权利人拒绝追认时，如果有偿交易行为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的，无权处分的合同仍然有效，受让人可以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六）让与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
善意取得中，因受让人为善意受让占有，故须有让与人占有可资信赖，始有善意之可言，让与人若非动产占有人，就没有占有的公信力。占有仅须让与人对动产有现实的管领力即可，而不以对动产的直接占有为必要。换言之，即使对动产为间接占有、辅助占有乃至瑕疵占有，也无不可。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
关于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主要有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我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亦可适用于不动产，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主要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共有房屋的部分共有人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受让人在善意时即可取得所有权。第二种情况是，不动产登记瑕疵，受让人信赖此发生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
如上所述，善意取得制度是以日耳曼法的制度设计为基础，又吸纳了罗马法上取得时效制度中的善意要件，从而得以产生发展起来的。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注重权利的外观，该原则虽然并未蕴含交易安全的理念，但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因而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善意取得适用于不动产是由于第三人信任不动产的表征手段——登记所致，登记与占有都具有表征权利的功能。由于我国目前的登记制度较为混乱和不规范，登记的程序和审查制度也尚待改进，我国不动产登记中的错漏在所难免，为保护不动产交易的安全，我国将来的物权立法中应当确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各国立法对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存在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同。采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善意取得制度一般不适用于不动产；采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善意取得制度一般适用于不动产。这是因为采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至于登记证上所载权利事项有无瑕疵，则不予过问，这样的公示不具有公信力。采实质审查主义的国家的登记具有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则，只要无异议登记，即使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的利益仍受法律保护。我国对不动产登记实行的是实质审查主义，所以，我国应建立完善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基本上与动产相同。不动产善意取得须受让人信赖登记证书而与让与人交易，事后真正的权利人主张该买卖行为无效，受让人可主张善意购买而取得所有权。不动产的买卖必须具有一般不动产买卖的形式要件，即必须缔结不动产买卖合同、交付标的物并进行过户登记。只有履行完登记手续的善意受让人才可以取得所有权，在这里登记的作用相当于动产的交付。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善意取得制度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原所有权人，让与人和受让人。在符合以上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即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面将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产生的法律效果分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