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的通知

1988年5月27日，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1987年12月12日发布《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以后，各地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贯彻，并要求对某些具体规定予以说明。经征求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意见，并征得国务院有关部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同意，受国务院委托，现将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附：对《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若干规定的说明
一、《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二项所称“驻军医院”，是指义务兵驻地的团以上级别的部队医院。
二、《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所称“部队编制员额缩减，需要退出现役的”，是指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压缩军队规模、精减部队编制或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经总参谋部商民政部联合发文决定缩减下来的人员。
三、《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四项所称“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是指义务兵在服役期间，因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员伤亡病残而造成家庭经济严重困难，本人成为家庭的唯一劳动力，非其回去不能维持家庭正常生活。
四、《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五项所称“国家建设需要调出部队的”，是指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部队成建制或成批地转业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的。
五、《条例》第三条所称“妥善安置、各得其所”的方针，主要是指，各地根据有关政策和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使退伍军人回到原征集地后得到必要的劳动场所，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既包含了对退伍军人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等方面的适当照顾，也包含了应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不能理解为个人想得到什么工作，政府就应该给予安排什么工作。
六、《条例》第四条强调了安置退伍军人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必须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下进行。
根据198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请有关部门协助民政部做好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工作的通知》和1983年国务院《关于调整退伍军人和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要求，地方县以上(含县)各级人民政府，要设立退伍军人安置领导小组，下设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专职人员，并列入当地人民政府的行政编制。退伍军人接收安置机构为常设机构设在民政部门，负责办理退伍义务兵接收和安置的日常工作。区乡、镇人民政府也要加强对退伍安置工作的领导，指定专职工作人员负责这项工作。
七、《条例》第六条规定的对退伍义务兵要认真组织接待，是指各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形式对退伍军人热情欢迎，亲切接待，使退伍军人感到参军光荣，退伍同样光荣，激发他们投身“四化”建设的热情。
八、《条例》第八条第一款所称“国家规定”，是指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4 号文件精神，对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的回农村的退伍军人，要通过“自力更生、集体帮助、辅之以国家必要的补助”的办法加以解决。国家财政已于1981年在国家收支预算科目中列上了“退伍军人安置费”。
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要求，每年适当安排一定数量的经费，及时解决退伍军人确无住房或严重缺房的困难，以保证退伍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九、《条例》第八条第二款所称“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二等功，下同)以上的”，同时包括由大军区、中央军委批准获荣誉称号并分别授予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
十、《条例》第八条第三款所称“有一定专长的”，即指军地两用人才。对于军地两用人才的开发使用，各地可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86)16号文件精神，进行多渠道推荐安置，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使有一定专长的退伍军人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十一、《条例》第九条所称“实行按系统分配任务，包干安置的办法”，是根据国务院国发(1981)4号、59号文件精神， 采取由政府向各行业系统分配安置退伍军人任务，各行业系统应保证完成安置任务的一种指令性办法。因此，各部门、各单位包括中央和省属企业、事业单位，都要把接收安置退伍军人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得拒绝接收当地政府分配的任务，以保证退伍安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十二、《条例》第十四条所称“家庭住址变迁”，是指战士入伍前与父母共同生活，服役期间，其父母双方户口迁入新的居住地或入伍前父母一方已迁入新的居住地，另一方在军人服役期间迁移(包括由农村迁入城镇)，原征集地无直系亲属。迁居后，父母系城镇户口的，该退伍军人与所在地城镇退伍军人一样安排工作；父母系农业户口的，随父母落户，与所在地的农村退伍军人一样对待。
该条所称“国家另有规定”，是指国务院对某个城市、某个地区的人口迁入另外有规定的。
十三、《条例》第十五条所称“待分配的时间”，是指《条例》规定的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伍军人回到原征集地后等待分配的时间。待分配的时间从报到之日起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因组织造成的原因和其它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不符合《条例》规定安排工作条件的农村籍退伍军人，退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又由劳动部门安排就业或者是自行找到工作列入正式编制的，其军龄亦应与参加工作后的工龄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在企业单位的，即为本企业工龄)。退伍后至参加工作前从事农业生产期间不计算工龄。
《条例》生效前的退伍军人已按国家有关规定计算的工龄和按工龄计发的各项待遇不再更改。


迅驰经济时代的刑法困惑
——刑法滞后的现状及解决

林竹静*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世界为之惊叹。统计显示，从1978-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更超过10万亿元，经济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六位。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使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受益。”但换个角度思考，经济腾飞给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机遇，也是对尚未完善的法律机制的巨大挑战。以刑法为例，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刑法滞后问题的切实解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当务之急。
刑法目前所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受着实务界的非议，认为其一些规定，特别是经济犯罪的相关规定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无法起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例如争议颇多的刑法关于金融犯罪概念和分类规定，计算机犯罪规定滞后问题，环境污染犯罪处罚不力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学界这样的指责，“现行刑法修订才短短六年，就已被一部单行刑法、4部刑法修正案、6件刑法立法解释、130余件刑法司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所包围。刑法典有可能被数量庞杂的立法文件与司法解释所淹没。届时，姑且不论刑法典的中心地位可能被动摇，就是刑法典本身也有被虚置、架空的危险。”①可见，刑法现在的处境确实很难，如果不与时俱进，难免会被迅驰的社会经济形势远远抛到身后，但如果紧跟社会经济形势“亦步亦趋”，那刑法作为最重要之基本法律的尊严何存？也就是说，如果“朝令夕改”，刑法固有的稳定性将难以维系，那刑法的“可预见性”如何保证，“罪刑法定”何以落实？
实务界的非议不是无依据的，现行刑法确在有些方面存在严重滞后，以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力陈刑法滞后的现状及危害，希引起公众和立法机关的重视。

反洗钱—— “洗钱罪”的无奈和困惑②

现行刑法的规定不能起到打击和惩处某些特定犯罪的作用。刑法的规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在刑法未做相应修正前，虽有行政法规或规章先行做犯罪规定，但阃于“罪刑法定”，无法落实相关人的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以“洗钱罪”为例：
根据刑法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有洗钱行为的构成洗钱罪。之后在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洗钱罪”进行了修订。在原第191条的基础上，将“恐怖活动犯罪”明确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刑法》规定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以“明知”为构成要件，即要求证明嫌疑人事先“明确知道或有合理根据应当知道”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在客观方面要求违法所得仅能来源于上述四种上游犯罪。显然由于其上游犯罪规定的范围过窄，无法发挥“洗钱罪”应有的作用——打击隐瞒、掩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犯罪行为。
于是，行政立法便先行一步：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其中《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可见《规定》突破了《刑法》有关洗钱犯罪的相关规定，认为“洗钱”也可以是“洗”除上述四种犯罪外的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是中国反洗钱体系初具规模的奠基。但是根据罪行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该条款未得修正之前，如果“洗”的是除四种犯罪外的其他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收益，无论数额多么巨大都是不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在这个规定出台后，刑法未作相关修正前，再出现如“成克杰案”中商人张静海在收受1150万元的巨额洗钱费后将成克杰受贿所得的4109万元转移到香港的大案，刑法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追究洗钱人的刑事责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犯罪对经济领域中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巨大的。

窃钩者诛？——盗割"有线"，有罪；盗"割""无线"，无罪③

科技的发展对刑事立法提出更高要求，在无线通信、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活动领域中的犯罪需要超前立法。现行刑法对此类犯罪的立法相对薄弱且问题较多，特别表现在罪状的描述上，未能预见到高科技条件下犯罪方式的多样化，因此遗漏了某些危害社会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以"东方"传呼台诉"北辰"传呼台侵占频点案为例：
2000年2月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方"传呼台侵占"北辰"传呼台频点，17小时不间断发射无线电干扰波，致使"北辰"台6 万条寻呼信息丢失，众用户纷纷索赔，案件发生后，已有200多用户向"北辰"台提出退机或退服务费的要求。"北辰"台用户流失率由过去的3%猛增到30%，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北辰"台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依据我国"刑法"第288条的规定，查出责任人，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50万元。三、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但据报载，当年3月28日，牡丹江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根据《无线电管理条例》对"东方"台作出了的处罚决定却仅是：没收案发现场缴获的发射机，罚款5000 元人民币。而根据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标准的有关规定，一万用户中断10小时，两万用户中断5小时，即为严重事故。在本案中“东方”台恶意干扰“北辰”台，致使“北辰”通讯连续中断17小时，累计30小时。造成“北辰”6万多条信息丢失，给上万“北辰”用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情节不可谓不严重。为什么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呢？
根据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徒刑。”刑法第28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分析刑法288条对本罪罪状的描述，干扰无线通讯，只要没有“责令停止、没有拒不停止”就不构成犯罪。而据报道，本案中的被告人是在行为时“被抓个正着”， 并没有刑法288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拒不停止”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而分析刑法第124条的规定，其只对故意破坏广播电台、电视台设备、公用电报、电话设备或其他广电设备这类有体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对于本案中利用高科技手段“盗割”无线通信，即便实际危害更大，刑法也鞭长莫及。前后比较，公众难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盗割有线，有罪；盗“割”“无线”，无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曾是对古代刑法不公的莫大讽刺，而如今刑法对某些高科技犯罪的无可奈何莫非也要导致这样的难堪？

何以厚"公”薄“私”——刑法对公私财产的区别对待④

某些刑法观念需要更新和变革，特别是对公私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刑法平等首先意味着相同。” ⑤ “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对待，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实质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⑥也就是说，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评价和处置，而不能由于主体的身份、地位、种属等其他因素而有所不同。正如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指出，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可公私财产并没有在刑法上得到完全的平等保护，仅举一例：
2000年3月9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合作社主任邓宝驹及该社另两名工作人员麦伟平，陈锡球3人职务侵占、非法经营一案。据查明，邓宝驹等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侵占了2亿多人民币。案发后，社会各界反响激烈，但经办此案的有关部门对此案都持低调，据称，除此案涉案数额大、影响广外，重要的原因是对此案的定罪和量刑可能会引起争议。在本案中，信用社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而并非国有公司、企业，邓宝驹等人也只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而不可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根据现行刑法，对邓宝驹等三人只能以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罪行，依照现行刑法第382，383条贪污罪的规定处罚，应当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则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在此，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量刑的极大悬殊就强烈的凸现出来：如果对邓宝驹等以贪污罪处，以其情节可以说是必死无疑。可按照现行刑法对其只能是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也就是说邓宝驹等鲸吞2亿，也顶多判处15年有期徒刑。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司法机关对本案虽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却黯然低调了，司法也顾忌舆论的非议啊。

对解决刑法滞后问题的一点陈述

以一斑窥全豹，从上述的相关案例我们显见，如果不出台大量的刑法修正案，立法及司法解释对刑法加以修正,现行刑法很容易在现实生活中无所适从，但如果过于频繁解释乃至立法无疑会造成刑法逻辑、体系上的不协调，从而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争议，影响刑法的稳定性和严肃性。面对迅弛时代的刑法困惑，有没有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笔者的建议是在刑法的制定上最大限度的“超前立法”。
刑法不仅要对现实生活中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做出规定，也应当对可预见的未来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加以规定，以避免因社会经济形势发展而导致的刑法滞后问题。“在发展日益迅猛的当今社会，要准确预见和把握未来的犯罪演变趋势虽然不太现实，不根据客观需要调整刑法就会使其失去存在意义。”⑦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改刑法是必然的选择。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在立法上最大限度地追求超前性，尽量加大立法的前瞻性，从而减少刑法修改的次数。在立法技术层面，刑法的超前性离不开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科学的犯罪预测。由此，刑事立法可以采用的方法包括：1、把刑法学和犯罪学、刑事侦察学的研究有机结合，通过对犯罪学、刑事侦察学的研究，了解未来犯罪的趋势和犯罪防控重点；2、建构开放性的刑事立法模式，将稳定的罪刑设置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将刑法的超前性与稳定性建立在科学、稳固的基础之上。3、立法机关进行立法时，要突出超前性，特别关注科技发展对刑事立法要求。有权解释刑法的机关在解释刑法时要特别注意刑法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的协调。
适应经济发展和形势变化的要求，对刑法中的具体犯罪加以修改，是解决目前刑法滞后问题的落脚点。笔者认为，在今后刑法修订中，对以下几类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密切相关的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应得到立法机关的特别关注：
1、对金融犯罪加强超前立法。金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金融犯罪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在金融专业领域中侵犯金融管理、破坏金融秩序，依照刑法的规定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包括刑法分则第3章第4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5节规定的金融诈骗罪以及《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规定的骗购外汇罪。金融犯罪作为法定犯（又称行政犯）的典型，在违法性问题上，由于行政法规会因为国家管理的目标的改变而时常发生变化，因而金融犯罪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就对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立法者对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应有前瞻性的眼光。
2、对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活动中的犯罪的超前立法。现行刑法对计算机相关犯罪的规定相对薄弱且问题较多，计算机相关犯罪对于传统刑法提出了挑战：在刑法的空间效力方面，计算机网络的“虚拟空间”是否属于第五空间，对于传统刑法管辖权产生冲击；在刑法的体例设计上，计算机犯罪的渗透性对传统刑法罪名及类型划分带来冲击；另外，在刑事诉讼法上计算机犯罪的作为方式对传统侦查业务和证据制度存在冲击。目前我国惩治计算机犯罪方面的刑法规范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犯罪化的范围偏窄，需要予以适当扩大；二是犯罪构成的设计不尽合理，需要增加法人犯罪和过失犯罪；三是刑罚设置不科学，应当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四是刑事诉讼法等相关规范不健全。
3、与WTO相关的刑事超前立法。如在新千年的刑法学年会上，与会学者就纷纷提出在与WTO相关犯罪的规定上，应当增设垄断罪、非法干预企业经营罪、破坏竞争价格倾销罪；并修订相关条款，维护我国知识产权利益，例如，应加强对我国入世后的商标权的立法保护；增设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贿赂犯罪特别是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犯罪，等等。在今后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完善过程中，这些问题都应得到进一步关注，以应对经济形势发展对刑法提出的新挑战。


*华东政法学院2003级刑法学研究生
① 李立众：《刑法一本通》，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一页。
②萧志、吴建丽：《方圆》，2003年第3期
③ 参见：羊城晚报2000年4月7日。
④ 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3月24日。
⑤赵秉志主编：《刑法基本理论探索》， 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80页。
⑥[美]E·博登海默著:《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⑦张旭：《社会演进和刑法修改 ——以德国为视角的研究》，载于“刑事法律?望“网站，（http://www.clreview.com/artiview.asp?editid=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