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戎某挪用公款、诈骗一案看"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六条在实践中的理解适用

杨飞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以下简称"第六条"）：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涉及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时，应当将贪污贿赂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 侦查贪污贿赂案件涉及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应当将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在上述情况中，如果涉嫌主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由公安机关为主侦查，人民检察院予以配合；如果涉嫌主罪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由人民检察院为主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案例
戎某原系某县法院执行庭助理审判员，1996年-1999年，戎采取开具白条手段，收取多名民事案件被执行人执行款6万余元人民币私自予以截留，归个人使用。在其挪用行为被所在单位发觉后，该戎仓皇出逃。出逃期间，戎某以遭窃等为名，向外地多名朋友骗取4万余元人民币，全部用于赌博挥霍。案发后，该县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对戎某立案侦查，期间又查清了戎某诈骗犯罪的事实。并以戎某涉嫌挪用公款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对本案中戎某构成挪用公款罪、诈骗罪无异议，但对检察机关是否有权对戎某的诈骗行为进行立案侦查存在不同观点。
赞成者认为，检察机关以挪用公款罪对戎某立案，侦查期间又发现戎某的诈骗事实，主罪为挪用公款罪，依照"第六条"的规定，对诈骗罪应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予以配合。
反对者认为，诈骗罪只能由公安机关立案。且在本案中，诈骗罪法定刑量刑档次高于挪用公款罪。主罪为诈骗罪，故诈骗罪应由公安机关立案管辖并侦查挪用公款罪，而检察机关予以配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诈骗罪为主罪，检察机关对诈骗部分无侦查权，只能配合侦查。故只对挪用公款部分做出判决，对诈骗部分取得证据认为是非法证据，不予认定。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主罪为挪用公款罪，但检察机关未将诈骗罪移送公安机关，违反了管辖规定，对诈骗罪取得的证据不予认定。
分析上述观点，分歧在于对"第六条"理解不一。矛盾焦点有三，分述如下：
主罪问题
什么是"主罪"，法律上从无界定。但主罪的提法早已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出现。较早提及的是"两高"、公安部于1984年5月26日发布的《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犯罪集团的意见》，其中第二条第二项规定，"不以流氓罪为主罪，或者虽有流氓行为，但尚未构成流氓罪的其他犯罪集团，不应认为流氓集团。"从"主罪"含义上看，应是相对于次要罪而言的。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确定数罪中主罪时，往往先比较各罪的法定刑，重刑者自然被反推为主罪。其实，主罪并不等于重罪。依主罪必重罚确定主罪是不自觉地受到了刑法溯及力理论或其他理论的影响。"主罪"含义理应考虑若干要素，如主体身份、犯罪手段、危害性、应处刑罚、社会影响以及数罪的地位关系（如牵连包容）等。参照刑诉法第25条中“主要犯罪地”之“主要犯罪较妥当”。数罪相比，次数多、范围广、危害大、判刑重的应是主罪。笔者以为，上文提到的"《意见》"中，如果有一犯罪团伙长年从事流氓活动，影响极坏，突于某日受雇而窃取国家秘密一次，尽管根据该罪可能处刑较之流氓罪重，但由于该团伙以从事流氓犯罪为常业，且影响大，仍不影响其流氓集团性质（流氓罪和流氓犯罪集团现已不存在）。从本案看，戎某身为法院干警，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长期归个人使用，且数额较大，次数多，属于情节严重，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应在5年以上处刑。潜逃中，又诈骗他人财物，构成诈骗罪，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处刑。根据法定刑也应认定主罪为挪用公款罪。
不论上述比较两罪法定刑的方法是否合理、有依据，如根据戎某犯罪的情节、身份、危害性以及发案顺序来考虑，综合认定主罪为挪用公款罪理由更充分些。客观上讲，大多数主罪都是重罪，单纯比较法定刑的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主罪为轻罪毕竟是少数；再者，这一方法也可简化程序、避免争议。但对于处罚大体相当的两罪，特别是对“第六条”中解决公检互涉案件的程序性问题方面，还是由公、检两机关综合考虑为好。“第六条”在确定主罪侦查机关为主侦查时，用语上是命令式的，难以做变通理解，故而如将主罪也做机械理解，无助于指导侦查实践。侦查还必须考虑查破难度，不能只根据刑罚轻重来定，这样才会使司法解释发挥实际的作用。
另外，在主罪的具体判断上，首先要判断“他罪”。先立案机关开始一般是发现他罪端倪，但很难判断线索是否构成他罪。有可能是在管辖内案件即将侦查终结时才发现他罪，即“带出来”的他罪（本案即属），即相关司法解释中提到的“判断有可能为... ...”。笔者以为，在侦查前期都只能由先立案的机关侦查，待有足够证据认定主罪了，再将案件移送对方，协商确定何为主罪，谁来主侦，防止抢案和推委扯皮。类似精神可见“两高”、公安部、解放军总政治部1982年发布的《关于军队和地方互涉案件几个问题的意见》中。也就是说，在前期先立案机关单独取得的涉及之罪的证据当然不能算非法证据。其次，从判断主罪看，主体只能是公、检两机关，时间是侦查阶段。因为同上所述，先侦查机关发现两罪后，由于其主次经常随着侦查开展不断变化，不可能“一举”预见何为主罪，侦查机关的判断很可能在后期改变调整，和审判阶段法院就主罪的判断不一致是正常的，但法院显然不应根据审判阶段做出的认定，而后要求由哪个机关重新主侦。“第六条”本身的定位在侦查程序阶段，无由认为是对此类证据形式的强制性规定。只要公、检双方就互涉案件协商一致，即使对案件主次的认定和最终认定不同，也不等于前期取证是非法的。否则，此类案件在侦查前会出现征求法院意见的情况，而由法院本身对此定性也是做不到的。即使积极主张由法院对公、检刑事诉讼活动进行“客观”司法审查的学者也不将此类问题纳入审查范围，（1）无非是因为如审查此类问题难度太大，法院介入等于接手一个“烫手山芋”。这样做忽视了证明标准的阶段性规律，（2）将束缚公检双方的手脚，产生更大的办案稽延，与“第六条”的精神背道而驰。故笔者认为此类案件，审判机关无须对主罪做出认定。
关于“涉及”的问题。广义上讲，只要是公、检在侦查各自管辖范围内案件时发现对方管辖的案件均可称为“涉及”，但从该条本意看，应该是指与本罪有较为密切关系，或主体相同、或罪行牵连伴生，而且不查清“涉及”之罪便难以查清主罪的情况。只是发现对方的案件线索，不能算是“涉及”，应及时移送，也与后面讲到的"为主侦查"不发生关系。
立案问题
这是实践中经常忽略的一点。从"第六条"规定中的"上述情况"以前部分的内容看，应该讲的很明确：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办案时涉及到对方管辖的案件应先将案件"移送"对方。这里的"移送"，毫无疑义是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立案侦查。在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律师往往不问谁立案，而在有管辖权机关有无参与侦查、参与了多少程度、何为"主罪"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默认为此类公、检互涉案件是由一家"一揽子"立案，而另一家配合而已（3）实践中公、检两机关依据这种理解已办了不少案件。这实际上是对"第六条"的误解。只注意了该规定的后半段，而忽视了前半段的大前提。
事实上，“第六条”规定也存在缺陷。该条文前半部分讲了发现对方案件应互相移送的问题，可以说分清了界限。而后半部分在未涉及任何主要次要、共同管辖之类规定的情况下，却出现"主罪"、"为主侦查"概念，无立足点，太突兀。该条中"在以上情况中"的规定并未说明是何种情况，在这里令人不好理解。实际上前半部分等于强调了刑诉法中立案管辖的规定，甚至可以省略。既然要求按规定移送，各管各的案件即可，何来"为主侦查"之说？比如公安机关管辖自己管辖的案件，牵涉到了检察机关管辖的案件，那么，公安机关只需将对方案件移送即可，怎么配合？配合的案件究竟由谁立案？检察机关是配合公安机关侦查那个罪呢？怎么算移送？如果移送后再配合侦查对方的案件，又好象与前半段刚刚强调的分清管辖精神矛盾。其本意显然是要求次要罪管辖机关配合主罪管辖机关侦查全案，然而没有表述清楚，缺乏操作性。属于那种出台司法解释常犯的"法律概念存在引起争议的边际模糊状况"。应修改，在前提中讲明由主罪管辖机关为主侦查全案的意思。这样，也就不会出现一审判决中回避“立案”，而笼统讲侦查的表述。其实，同样的问题， "两高"、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军队、国务院有关部门于1999年联合发布的《办理骗汇、逃汇犯罪案件联席会议纪要》中第三条规定就点破了这个要害。具体表述为"公安机关侦查骗汇、逃汇案件涉及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应当将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材料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对管辖交叉的案件，可以分别立案，共同工作。如果涉嫌主罪... ... " 其中，"分别立案，共同工作"就是对此类互涉案件如何查处最明确、简洁的表述。今后在办案时应予以参考。
在本案中，规范做法应是由检察机关将诈骗案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戎某以诈骗罪进行立案，再配合检察机关侦破全案，一并起诉。本案二审判决指出“未移送”这一点是正确的。有人主张为办案所需或作为补救措施，可由公安机关出一张委托书，委托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诈骗案，这显然是违背了法律规定。立案管辖属刑诉法硬性规定，怎么能委托其他机关代为行使呢？一些论文中将此种情况归结为管辖之争、谁管辖其实是一 种误解。(4)管辖必须分清，应无争议，这里是说明谁为主侦查的问题。
对类似本案（本案未将诈骗部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不符合形式要件的证据是否一概排除，尚存较大争议。因为针对非法证据的非法性质、程度不同，各国都很少一概排除。（5）就连学者最多推崇的美国也“开始放弃排除一切违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极端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允许非法证据使用”（6）笔者认为，如公、检两机关对自认为属本机关管辖的案件侦查终结，而后来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改变定性为两个互涉罪名的，不宜对所取证据当作非法证据不予认定，况且这不同于明知情况下的非法、越权办案。大量供述、证言并不违背言辞证据的任意性规则，与“毒树之果”是有区别的。（7）一概排除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特别是对于取证范围广、难度大的案件）；另外，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将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终结的案件受理后，在判决中依法直接改变定性为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罪名的情况大量出现，如将挪用资金罪改为挪用公款罪，并未就此认定公安机关的取证是非法的，更少对此类案件的证据不予认定。基于此，如对改变定性的互涉案件硬性依据“第六条”排除所取证据，势必与实践中审判机关的做法形成明显矛盾。
"第六条"规定还有一个明显疏漏。就是对"人民检察院管辖的贪污贿赂案件"的规定明显失之过小，因为检察机关管辖的还有渎职等其他案件。比较一下，这一不合适规定被高检院后来的《刑诉规则》继承下来，而在公安部于1999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1条中就表述的比较合理了。
配合之争
配合什么？如上分析，"第六条"在于说明对互涉案件谁主侦、谁配合的问题，而不是赋予那个机关特别立案权，所以"配合"不是"配合立案"，而是"配合侦查"。解决了上述立案问题，侦查的问题已经大致明朗。为何还会产生配合的问题呢？有人认为，侦查必先立案，不立案者不能侦查。其实，在明确管辖、不出让立案管辖权的前提下，公、检配合侦查对方的案件是不违法的，从"第六条"规定看，既然是“配合”，公、检完全可以配合侦查自己和对方管辖的案件，这也是司法机关应坚持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至于配合的方式、程度，在无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应无特别要求，可以探讨案情，可以帮助押解人犯，可以协作取证等，均不失为"配合"， 一切以方便破案为原则。本案在庭审中辩护律师提出，公检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宪法规定的大原则，是应当的，而办理公检互涉案件时“第六条”中规定的“配合”的应该与此有别，公检双方都应该有人参与实质性的侦查。实践中一些人也提出此类管辖交叉案件，侦查机关"配合"一定要在各个侦查环节见之于书证，甚至要求制作笔录时公检双方要同时签字。有些侦查机关办理互涉案件在进行一些侦查活动时还要专门让对方一起参加，做见证，事后再补一张详细的配合说明。以上都有失偏颇。有些做法虽无不可，但要公检两机关取证时事必躬亲似乎没有必要。首先，如前述，在侦查前期主次罪不明的情形下要确定哪个机关配合是不切实际的。其次，毕竟配合的目的在于尽快侦破案件，不是添乱。例如在本案中，戎某潜逃后被公安机关从广东千里迢迢抓获归案，显然是配合，不能因为逮捕是公安机关的本身职责，就不算实质配合。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法律文书制作、强制措施适用问题是否必须必须由立案的机关分别作出，笔者认为没必要。既然是"为主侦查"，自然有权采取各种侦查措施，侦查终结后由主侦的机关统一制作法律文书（立案决定书应由有管辖权的机关作出）。

（1） 任寰《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人民司法》2000年第3期）。
（2） 叶青、王超、王刚 《中国诉讼法学会2000年年会综述》 （《法学》2002年第12期）
（3） 《反贪侦查工作重点难点问题述评》 （《浙江检察》2001年第5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律实务全书》（改革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5） 邓强、岑延平 《对职能管辖冲突下法院不予受理的剖析》http：//law-lib.com。
（6） 甄贞等著 《程序的力量》第340页（法律出版社）。
（7） 刘国清、刘晶 《刑事证据规则实务》第68页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浙江省岱山县检察院 杨飞
2002年12月10日

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社会福利生产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哈尔滨、沈阳、大连、西安、武汉、重庆、广州市民政局：
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至九月十四日，我部在大连市召开了全国社会福利生产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现将会议纪要印发你们，请结合各地情况，认真贯彻执行。

附：全国社会福利生产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议纪要
全国社会福利生产改革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八日至十四日在大连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和部分市民政局、民政工业公司、社会福利企业的负责同志，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代表。唐一志司长做了题为《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把福利生产
的改革推向前进》的报告。崔乃夫部长在会上讲了话，章明副部长做了总结。会议以福利生产的改革为中心，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总结交流了经验，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城乡社会福利生产的改革任务和发展方向。会议开得是成功的。
一
会议认为，自七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各级民政部门的努力工作，并得到国家优惠政策的保护和扶持，社会福利生产走上了稳步发展的道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逐年提高。据统计，截止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城乡社会福利企业近一万四
千个，职工总数达到五十五万人，其中残疾职工达十八万人；全年创造产值二十八亿元，实现利润三亿一千万元。目前，整个社会福利生产是发展趋势。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国家计划体制和价格体系的改革，迫使福利生产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参加到市场调节中去，走“放开、搞活”的道路。这对福利生产的发展，既是一场严竣的考验，又是一个新的机遇。当前，福利生产存在
的主要问题是：(1)企业素质差， 大部分福利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人才缺乏；(2)政企职责不清，对福利企业管得过死，压抑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3)经营管理不善，对福利生产面临的新形势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改革和开拓精神；(4)保护和扶持政策不落实， 有些措施适应不了改
革的形势。
二
要进行改革，首先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会议认为，发展城乡社会福利生产的指导思想是：坚持改革，简政放权，搞好经营管理，增强企业活力，狠抓技术改造，提高两个效益，积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生产。在新形势下，福利生产的改革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一)改革不适应的管理体制
会议提出，各级民政部门既要加强对福利生产的宏观管理，更要加强经济管理手段。福利企业要有意识地自上而下形成生产和经济网络，包括各级民政工业公司和各种咨询、信息交流网。要吸收集体(或个体)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营灵活的特点，同时兼有国营企业信息交流和技
术支援的经济网络。要做到管理上行政和经济手段并重，经营上国营和集体(个体)企业优点并存。
首先，要明确社会福利工厂是特殊性的企业。福利生产从本质上是属于企业的范畴，而不是属于事业的范畴，企业是其基本属性。目前正处于从事业向企业转变时期，从发展看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企业化管理道路。其次，要简政放权。主管民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简政放权的
“十项”规定，扩大福利企业自主权。今后，民政行政部门不再直接经营和具体管理企业，而是加强宏观管理，发挥指导、监督、规划、协调的作用。第三福利工厂多的地方，可以成立企业性管理机构，加强经济管理手段。现有的行政性民政工业公司要进行整顿，但不是撤销、解体，而应
通过内部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向企业性公司过渡，变行政管理型为经营服务型。管理就是服务。公司要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疏通产供销渠道，在信息咨询、智力投资、人才开发、技术改造、内联外引、经验交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
(二)试行全民所有制集体经营
本着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原则，通过试点，在国营福利企业中逐步推广“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的管理办法，发挥小型、灵活、多样的优势，探索一条放开搞活的新路子。国营福利企业实行集体经营，其具体实施办法应结合福利生产的特点，参照国务院《关于集体企业若干问
题的暂行规定》和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集体所有制的福利企业必须坚持集体经营管理办法，实行公积金、公益金制度。乡(镇)、街道小集体福利企业，还可以采取入股、集资等更为灵活多样的经营办法。
(三)逐步实行厂长负责制
福利企业的厂长要实行任期制。厂长由主管部门任命，也可以民主选举或招聘。厂长是法人代表，拥有企业的劳动人事、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权，并对企业的经营效果负全部责任。
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党支部(党委)要保证、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和促进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要加强福利企业的民主管理，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职工群众( 特别是残疾人员)的主人翁地位。
(四)推行和完善经济承包责任制
福利企业可以向主管部门承包，企业内部也可以逐级承包。经济承包合同应具有法律效力。承包基数必须先进合理。经济承包，要保证安置残疾人员的比例，不能排挤和歧视残疾职工，在劳动定额上要适当照顾，对经过努力确实完不成任务的残疾职工，也应保证他们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
在经济承包中，福利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使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挂起钩来，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五)严格执行利润分配使用原则
上级主管部门对福利企业创造和利润要坚持“多留少提”的原则，使企业休养生息。福利企业留成的利润，主要用于本厂的扩大再生产以及职工的集体福利和奖金。主管部门提取的利润，主要用于发展社会福利生产，有条件的，可以提取少部分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但不
得挪作它用。乡(镇)、街道和企事业单位举办的福利企业创造的利润，也应本着上述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使用 。 民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取适当比例的利润或管理费。
福利企业减免的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等原则上不参加分成，全部作为企业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开发基金和福利基金。各项专用基金的提取办法，由各地自行确定。
(六)狠抓技术改造，推动技术进步
福利企业的技术改造关系到企业的后劲和实力，是企业能否巩固和发展的大事，一定要依靠自身力量分期分批抓紧抓好。首先重点改造那些效益好、创汇多、有发展前途的老厂。要广泛筹集资金，加快技术改造步伐：(1) 扩大生产发展基金的提成比例，争取把免税增加的利润全部用于
技术改造；(2)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 折旧费全部留厂用于设备更新改造；(3)技术开发费可以按规定分期摊入成本；(4)积极向银行争取技术改造贷款，列入地方计划；(5) 民政部门也可以抽出一定数量的资金，以借贷形式支持福利企业搞技术改造。
(七)开展多种形式的内联外引活动
福利企业在坚持办厂方向，隶属关系不变的原则下，可以发展为中心城市为依托，以骨干企业为主体，以优质名牌产品为龙头的经济联合；也可以发展同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福利企业的联合；还可以与大专院校、科研部门挂钩，发展科研生产联合体。要扩大对外联系，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和设备，并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式，吸引外资，以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
(八)有计划地调整产业、产品结构
各地要从总体规划上通盘考虑，加强福利生产发展战略的研究。产品相近的企业要相互靠拢，发展自己的拳头产品、名优产品和系列产品。条件具备的，可以成立专业公司或总厂。同时，要洞悉市场变化，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因地因人制宜地发展第三产业。
在调整产业结构中，要突出和巩固拳头产品。对长期亏损、产品滞销、没有发展前途的福利企业，可以进行改组联合、以加强产品有出路，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发展拳头产品，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九)加强智力投资，重视人才开发
福利企业要立足于自己培养人才，也要想办法引进人才。要大胆起用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和开拓精神的能人；要鼓励职工自学成才，举办各种培训班或参加有关部门的培训、进修；要主动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大型企业挂钩，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作为厂外“顾问”。有条件的可以和
大专院校建立协作关系，搞定向培养。同时，要编报计划，积极争取每年分配一定数量的大中专毕业生。人才开发是发展福利生产带有战略性的问题，务必引起足够的重视。
(十)发展多种形式的福利生产
会议确定，在今后一个时期，城乡社会福利生产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民政部门举办的福利企业，主要是简政放权和技术改造，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成为整个福利生产的骨干，起示范作用。在农村，要大力发展乡(镇)福利生产，已经办起来的，要巩固提高；发展缓慢的地区，要积极
组织。要进一步挖掘潜力，发展街道福利生产，更好地解决城镇残疾人的就业问题。要积极支持大中型厂矿企业兴办福利厂，安排本企业职工的残疾子女就业。要热情帮助有一技之长的残疾人个体开业，鼓励他们发挥聪明才智，走自食其力的道路。特别要重视集体性的以供销为主的福利厂
(组)，它投资少，容人多，分散在各家各户生产，很适用于残疾人，应该予以提倡。
三
会议强调，福利生产的出路在于改革。但有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进一步落实保护和扶持政策。因此各级民政部门和福利企业都要加强宣传工作，扩大社会影响。要经常主动地向党委和政府汇报反映福利生产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保护扶持的具体措施，予以落实。要理顺关系，疏通渠道，
争取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在原材料供应、技术改造资金、银行贷款等方面得到照顾，力争列入计划。
会议肯定，这几年社会福利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乡(镇)福利生产的兴起，开辟了新的领域，潜力很大。各地要在改革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借鉴积累的许多成功经验，并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当前，社会福利生产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形势很好，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不失时机地把福利生产的改革推向前进。



1985年12月4日